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因为疯狂的强奸和轮奸，不少日本士兵都染上了性病。铃木良雄说，当时日军内部有个规定，一旦被军医发现患有性病的话，下级军官要连降两级，士兵则绝对不能晋级。得了性病的士兵不敢找军医治病，就到城里的医院高价买来针药，偷偷地自己注射。针药太贵，单靠军饷是不够的。“当时中国人总是随身携带一些现金，日本兵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地抢劫行人的钱财，再去买药治病，一点也没觉得自己有罪。”

    当年，不光是铃木良雄，几乎所有的鬼子都一样，一点也没觉得自己有罪。

    “日本今天的这些暴行和卑劣行径是与他们战前的暴行和卑劣行径相辅相成的，并且都源于同一个种族性格。”林语堂在《为什么日本必败》中说：“日本在技术和军事上已经达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水平，但在道德上它却仍然是完全不合格的。”日本人“对中国可悲地无知”，“希望这种野蛮行径所产生的压力会迫使中国人变得道德败坏，以至放弃抵抗。当然，结果是恰恰相反”。他认为，“日本人过于坚定，过于缺乏幽默感，以至不能放弃靠轰炸、残杀、蹂躏中国而使其抛弃反日态度这样一个丧失理智的使命，并且不到他们把自己弄得实在精疲力竭的时候，不到全民族都切腹自尽的时候，不会停止这些行动，何其可悲！”

    “谁把我们变成鬼？谁也不喜欢变鬼。”

    1945年，日本战败。

    金子安次和其他战俘一起，被送到苏联西伯利亚劳改营劳改5年。“为天皇而战才成为俘虏，以为天皇一定会来救我。但是，过了3年、过了4年，他还没来。我可受不了营养不良和强逼劳动，几乎命都丢了呀。”

    1950年7月，作为被遣返中国监禁的969名战犯之一，金子安次进入抚顺战犯管理所。

    在这里，战犯们得到了人道主义待遇。据金子安次回忆，中国政府基于“把犯人当人看待，尊重他们的人格”的方针，严禁管理所职员对战犯的一切体罚及侮辱性言行。很多职员的亲人都被日军杀死，面对仇人，却没有打骂对方。战犯们的膳食比职员更高级：职员吃高粱饭，战犯吃大米饭。

    对于中国人的人道主义立场，“那时我心中最感激这一点，我们没人会否认。从没想过他们会这么对待我们。我们真的感到，中国人温暖的人情一丝丝渗进来。”金子安次说，不过，在这里，他一次也没有真正正视、从心底反省自己的过去，没有坦白说出自己犯下的全部罪行。

    1956年7月，作为被释放回国的328名战犯之一，金子安次回到暌违16年的日本。同时回国的，还有曾经同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铃木良雄。

    回到自己的国家，战犯们心底凉了半截——金子安次说，周围的人都用有色眼镜看他们这些“红色国家”回来的人，认为他们被洗脑了。“大约两年，一直都有警察监视。大家都是。”他的工作因此丢了。警察监视与社会偏见中，很难重建自己的生活。

    金子安次做小生意，成了家，终于安定下来。

    小女儿5岁的时候发烧住院，夜深人静时，金子安次想起当年那个跳进井里的孩子，这回忆挥之不去。“我当兵时，在中国到底干了什么呀？那时才如梦初醒。”

    金子安次开始受到良心谴责。“在中国的事情，永远也忘不了的。我对自己的孩子和太太没法提起在中国所干的这些事情。”他说，“当后来自己的孩子生孩子的时候，又想起那个井边的孩子。反正每当看到孩子，就想起这件事，非常的痛心。”

    过去的种种深埋于他的内心，一切仿佛无人知晓。一直陪伴在身边的妻子，并未过问。

    其实，妻子明白一切。记者到金子安次家采访时，妻子避到小房间，跪在佛像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