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港码头上了货船，劫往日本。“去的时候想，没有回来的那一天了。”

    船行6天，在日本西南端的门司港靠岸。这批劳工被分为两部，包括刘连仁在内的200人，经辗转到了日本最北端的北海道，进入雨龙郡沼田村的明治矿业公司昭和矿业所。这一天是1944年11月3日。

    对中国劳工的生活条件，日本方面的内部指令是：“不必有仁慈爱护之心；用不着洗澡设备；宿舍方面，坐下后，头上有一两寸的空隙即可。”

    刘连仁生前回忆说，北海道的冰天雪地里，中国劳工们穿着在青岛时发的一身单军装，腿脚冻僵了。下矿干活，矿洞里没有照明，没有安全设备，空气脏臭。数不尽的棍子，支撑着摇摇欲坠的矿顶。日本人口头上说“每天工作8小时”，实际上规定了过重的生产定量，要完成定量，16小时能干完就不错了。完不成，轻则挨打挨饿，重则生命难保。日本监工扬手是皮鞭，抬腿是马靴，中国劳工常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

    矿洞里的煤块不时坠落下来，砸伤中国劳工。煤屑腐蚀伤口，溃烂流脓，无人治疗，也不准假休养，很多人因伤致残。层出不穷的煤矿事故里，很多人遇难。刘连仁回忆，有时，他被叫去挖死尸，挖出来的人脸涨得发紫，龇着牙，眼球突出，看了使人寒心。

    饥饿、劳累、毒打、病痛、塌方像魔鬼一样夺走一个个同胞的生命。不到8个月，200名劳工只剩下70多人。“那可真是座活地狱呀！窝窝头只有鸭蛋那么大，还掺上木粉、橡子面。不过，我们可不是软蛋，吃不饱我们一起抗议，谁病了大家都来照顾，一有机会就逃。”刘连仁说。

    5个中国人逃入北海道无人深山

    1945年6、7月，北海道深山中的积雪融化后，昭和矿业所的中国劳工逃跑事件时有发生。日本人准备在煤矿周围拉上电网，木桩已经全部钉好。

    此时发生的一件事，加速了早有逃心的刘连仁的逃跑。

    7月31日中午，刘连仁遭到日本监工的殴打。“他打俺，下家伙了，后来冲突起来了，打就打吧！”刘连仁说，他奋起反抗，“打这个杂种的，他不中用啊，咱也是一命啊，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三个五个更好，反正就豁上脑袋不要了。”

    此时，其他监工正在午休，刘连仁打倒了这个监工，和同乡难友陈宗福、邓撰友、陈国启和杜贵阳一起逃出了这座吃人的活地狱。

    随即，尖厉的警报声响起，驻扎在附近的日本宪兵立刻集结，开始搜捕。

    刘连仁和难友们向西北方向奔逃。他们曾听说，穿过那边的森林，就可以踏上一条通往中国东北的小路。不过，他们一深入到连绵起伏的大山中，就迷失了方向。

    刘连仁回忆说：“东西南北不知道，你有什么办法？吃什么？吃树叶。人又不是牲口，树叶不好吃，吃尝着不苦的。找些草，找些野菜，吃得脸都肿了。”

    镇定下来后，他们凭着大树上绿苔的多少以及太阳的出没，辨明了西北方向。他们攀山越岭，穿过森林，却又止步于茫茫大海。在传说中的西北方向，没有回家的路。

    此时，在大海另一边的祖国，刘连仁家里，他还没见过的儿子已经9个月大了。孩子是刘连仁被抓走40天后出生的，日日盼夫的妻子给孩子起名为刘盼（后改名为刘焕新）。

    刘焕新说：“在我记事以后，我没听人说过我父亲是干什么的，我只看见我妈妈坐在炕上，默默地流泪，别的她不吭声。我奶奶搂着我，也是以泪洗面，我看到眼泪滴到我身上。”

    一出生就没看到过父亲的刘焕新，与母亲相依为伴。在他童年的记忆中，“父亲”只是一个会给他带来羞辱的称谓。“有时孩子间打起架来，你这个孩子没有爹，他侮辱你。我八九岁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