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将电台取出，收发情报。收发情报时，他们用黑布把窗子蒙起来，因为机器都摆在地上，人也就坐在地上。长期这样的工作，叶钟英的身体开始吃不消了，但是，每天晚上必须得等到3点钟，而且，必须得坐着等到那个时间，不敢睡到3点，怕睡过了。叶钟英的妈妈心疼女儿，于是主动承担起叫醒女儿的工作，这样，叶钟英每天还能先睡一会儿，到3点之前，母亲会准时叫醒她，开始工作。

    叶钟英和张志申将发报机隐藏在三楼楼梯最上一级的夹层里。每天深夜，这座电台都会准时收发情报。来往电报稿由叶钟英与译电员约定在公园、电影院或马路边秘密交接。

    1942年，叶钟英在工作中，感觉到一丝异样。她突然听到咕噜咕噜的响声，知道有人在侦查他们。另外，她还看到窗外有人在朝天线看。于是，她立即向领导反映此情况。叶钟英老人说：“那时是潘汉年来做决策，他决定让张志申一个人留在那里，让我去另外一个地方。于是，我就从那里撤走了。”

    叶钟英走后，张志申在墙面上开了一个洞口，作为藏发报机的暗室，洞口外糊上墙纸，挨着洞口放只茶几，茶几上放上热水瓶和茶杯。叶钟英老人说：“那所房子是木板的，按茶几大小开了一条口，把木板取下来，机器就可以放到里面去了。”

    夜深人静时，张志申移开茶几，拿出耳机、电键，把天线接上，继续通报着情报、信息。与此同时，日本人也在利用特殊设备，搜寻着从福煦村发出的电波。

    1942年夏天的一个深夜，张志申紧张地收发着电报，一楼突然传来敲门声，他迅速将设备藏进暗室，上床装睡。四五个日本便衣宪兵，冲进了屋子，其中一人身上还背着仪器。日本宪兵一进屋就到处搜，可是什么也没有搜到。当时街上已经有很多人在围观，日本人搜不到证据，也不好把人带走。他们只好让张志申继续睡觉。在以后的日子里，日本人一直都在跟踪张志申。叶钟英老人说：“好久以后，日本人也放松了，因为每次都搜不到什么东西。”

    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至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在卢湾区范围内，现已发现曾有6个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电台。其中，曾在今黄陂南路148号的电台工作的李白，就是影片《永不消失的电波》的故事原型。

    交通员

    抗战期间，上海的多个地下电台，都在用电波远距离传递着消息，与此同时还有大量地下交通员，用双脚实现着情报的传递。那时，还有一些小通信员，他们都是孩子，男的女的都有。小通信员进出敌人的封锁线很容易，敌人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方晓当时是中共上海浦东工委伪军工作委员会委员，他说：“我们这些工作，如果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那是因为我们的交通站、我们的政治交通、我们的小通信员做了很大的贡献。”

    1943年，年仅13岁的唐路，就已经是新四军军部侦查二科的一名交通员。在上海，本来有一个情报小组，后来变成两个情报小组，唐路就负责联系这两个情报组。唐路老人回忆说：“我在书本里边做夹层，把情报夹在书里边。有时情报是纸条，就可以放在皮带里、鞋子里、帽子里，这些地方都可以作掩护。”因为唐路年纪小，敌人就不太注意，他曾经进出扬州、镇江很多次。

    同年被分配到华中局情报部工作的何荦，也是交通员当中的一员。交通员的工作很辛苦，何荦老人说：“来去大体上是300里，生过疥疮，身上都是虱子，屁股拱起来雪白雪白一大堆。脚上不知道起过多少泡，一双袜子跑三次就破掉了，还不能穿破袜子，穿破袜子跑路容易磨掉皮。怎样才能不让敌人怀疑呢？社会化、群众化，要把这两个表演好，才能淹没在群众的大海之中。”

    1943年夏天，何荦携带一包密封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