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淮南根据地出发前往上海，没人知道那包文件是延安的“整风文献”。为了防止敌伪盘查，何荦的上级潘汉年，用工整的楷书在文件信封上写上“南京国民政府上海特工总部武君国亲启”，下款则写上“镇江特工站”。

    据何荦回忆，那一次，潘汉年是假作写给上海的武君国，他还想在信封下面写上“年”，因为潘汉年过去的化名叫“老年”。何荦老人说：“潘汉年当时对我说，你拿去好了，如果出毛病，也交给武君国算了，反正文件也没什么秘密了。”何荦拿着这包密封文件，想办法避过一些可以绕过去的大站或码头。何荦老人说：“比如到了江边，我不乘轮船了，我乘小筏子，在金山上岸，把这个东西放在伪军的报纸里，带到上海。”

    这样一路避过盘查，顺利到达目的地的行动，远远不止一次。

    何荦老人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如何动脑筋避过敌人的检查。有一次，上海的上级把一卷胶卷放在手电筒里交给何荦，那是六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文件。何荦想出了一个很好的办法，他不仅带着藏有密件的小手电筒，而且自己又买来了两个新电筒，三个电筒放在一起带着。何荦当时想：“万一敌人检查到了，我可以讲是晚上照明用的，如果认为我带得太多了，我可以把两个送给他们。”结果，何荦预想的这个情景还真的发生了。敌人检查时，对何荦说：“你带这么多也没用。”于是，何荦说：“这样吧，你们也辛苦，这是违禁品，我也不好意思，这两个干脆作为罚款吧。”敌人说：“好！那你走吧。”那一次，何荦又顺利通过了敌人的盘查。

    潜伏——“你们要进入到妓院这种地方去”

    1944年的秋天，从事情报策反工作的丁公量，经常思考着一个问题。他手下的同志周迪道，已经在日本宁波宪兵队，拥有了“八大密探”之一的身份，并且建立了潜伏在日本宪兵队内部的“400”小组，但“400”成员们的开销捉襟见肘，不得不向丁公量申请活动经费。

    丁公量对周迪道说：“汉奸就是敲竹杠的，但是敲竹杠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向人民群众敲竹杠，要向奸商敲竹杠。”丁公量还告诉周迪道，要广泛交朋友，各种各样的人都要拉得住，不然就不能互相帮助，更没有情报。

    周迪道和小组的另外四位同志，在老百姓眼中是不折不扣的“汉奸”。丁公量对他们说：“不要太拘谨，放开手脚，主动跟鬼子、密探接近，打麻将、推牌九，甚至逛妓院，但是如果去妓院一定要‘借干铺’，不能‘睡湿铺’。”

    丁公量还告诉手下的同志：“要进窑子，你们一定要懂这些。那些地方是最邋遢、最龌龊的地方，但是你们要进入到这种地方去。”周迪道和同志们过去不敢做的事情，这时候也必须大胆去做，既然是汉奸了，就应该既能够摸透日本人的心，又能够挖出许多情况。

    一天，“400”小组在日伪报社发展的一名线人，匆匆赶来，从口袋中小心地掏出一卷日军宣传品，这个重要情报表明：鬼子马上就要下乡扫荡了。

    鬼子要扫荡的时候会有一些“苗头”出来，比如说要抢粮。线人也不是马上就能知道确切情报，而是需要看“苗头”、看现象。这时鬼子往往会要密探、翻译一起出发。从这些现象里面可以了解到什么地方要被扫荡，于是，丁公量他们马上就告诉有关的地区。

    迅速的情报传递，令日伪扫荡队伍往往颗粒无收，败兴而归。宪兵队思想课长铃木渐渐失去了耐心，他觉得周迪道等人，混吃混喝，却没有情报。为了稳住鬼子，丁公量决定，今后要利用打时间差的方法，为鬼子提供既“假”又“真”的情报。

    丁公量老人说：“所谓时间差，就是我们给日本人的情报确实是真的，但是等到日寇嗅到、布置下来的时候，我们这里早已经变化了，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