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慢慢增加到13、14小时，到最后变成16个小时。花冈铜矿的监工大多是从中国战场负伤回国的日本士兵，他们已经失去了理智，对中国战俘用尽残酷的折磨手段。

    耿谆老人说：“他们对我们连打带骂。有时候还取笑中国人，把中国人打昏了，又用凉水泼醒。他们吸着烟，就用烟头烫我们。”孟连琪也是耿谆的难友，他说，因为他们听不懂日语，经常是听不懂日本士兵让他们干什么，就这样，也会招致一顿毒打。

    从事重体力劳动，又要时刻忍受日本人的折磨，这已经让战俘们的日子生不如死。日本人把做罐头剩下的苹果皮和苹果核挤成渣，做成橡子面馒头，这几乎成了他们唯一的食物。李铁锤说：“橡子面馒头吃到肚子里根本顶不住事，吃了很快就消化完了。”然而，即便是硬如石头的橡子面馒头，每天也只供应两三个，许多人甚至开始吃草，病饿而死的战俘每天都在增加。

    艰苦的生活几乎使他们活不下去，饥饿使他们变得骨瘦如柴。因为只剩下骨头了，所以被日本人打也不觉得疼了。但这种因为骨瘦如柴而碰巧得到的一点点小“幸福”却也很快就失去了。日本人换了一种摧残他们的方式：用烧红的铁块往战俘身上烙。

    1944年的冬天，花冈出奇的冷，难友们没有棉衣，有时支撑不住就跌倒在冰天雪地里了。李铁锤说：“冷得顶不住了，就弄了点洋灰袋子纸裹在身上御寒。监工一听到洋灰袋子纸响，就把我们叫到高岗上，把衣服扒掉让你在那里冻着，不让穿衣服……我想起来那会儿心里就不是滋味。”

    耿谆是大队长，每次看望生病的难友，他们就拉住耿谆的双手不放，呜咽着说：“队长啊！我要是多吃一口饭，还能站起来……”有的刚说完，就离开了人世。

    耿谆他们这一批战俘到日本两个月之后，就开始有人病倒、死亡。刚开始每天死一两个人，尸体还是分开火化的。到后来，每天死五六个人，这时候，尸体就不是分开火化了，而是拉到尸体所，凑够十个八个，运到山上集体火化。耿谆说：“火化的时候，架上劈柴，泼上煤油，把尸体搁在上面火化。”火化以后只能捡到骨灰，但是因为是集体火化，10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10份几乎一模一样的骨灰，也分不清是张三的还是李四的了，只是捡10份骨灰。

    每天早晨，耿谆都要肃立山坡，向死难同胞低首默哀；每天晚上，在骨灰盒放置室面对死难同胞焚香一炷，寄托哀思。难友们常常发现，他在燃香之时，热泪盈眶。

    1945年的春天没有来到花冈，这里只有严冬和酷暑，中山寮仍旧是人间地狱。

    一口吞下，却被监工看到。监工要求耿谆惩罚肖志田，耿谆不动，监工愤怒地一步冲到耿谆面前，抬手就是两记耳光，耿谆仍然保持着军人立正的姿势，身板笔直。监工又开始毒打肖志田，几天后，肖志田死在了春光明媚的五月。

    耿谆老人说：“我们受虐待，死了那么多人，他们这样侮辱中国人，中国人活不下去了，实在忍无可忍了，可以说是人人自危，不得不站起来。”

    像耿谆和他的难友们一样，从被俘的那一刻起，每个暂时的幸存者都要时时面对死亡的威胁。我们在成都建川博物馆战俘纪念馆看到的那一张张老照片背后，是一个个苦难的灵魂。

    “只求速死”的花冈暴动

    无边无际的苦难折磨着这些漂泊的灵魂，死亡是早晚的事情，而死亡甚至成了一种至少能摆脱苦难的幸福。忍让换不回生存的权利，耿谆和难友们不是孬种，他们决意一拼，只求速死。

    耿谆说：“原来定的是6月27日夜晚11点钟开始暴动，就是第一步把日本人杀掉。我们造饭饱餐，叫大家吃一顿饱饭。自从到日本以后就没吃过饱饭。就是我们要吃一顿饱饭，而后轻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