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

    耿谆的队伍在离集中营不远的海汊集结，等候日本人的包围，他们打算日本人来包围的时候，和日本人拼死一战，然后投海自杀。他说：“我们是跑不出去的，跑不出去我们也要跟他们恶拼一场，这咱中国人才能出出这口气。”孟连琪老人说：“我们长期待在那里，就算不暴动，也得被打死、被饿死，怎么样都是死，这一点我们谁都懂。”

    耿谆是军人，难友们也大都是军人，他们以军人的智慧，把暴动计划制订得缜密而周详。然而当一切准备妥当后，暴动时间却被推迟了，因为难友中有人想到了“小孩太君”和“老头太君”。小孩太君才19岁，是日本人，他同情中国人。有一段时间借着管粮秣，他偷了点面或米给炊事班，让炊事班做给病号房的病人吃。一点面救不活病人，所以只能煮成稀汤，大家一人喝一碗。虽然只能喝稀汤，但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老头太君带战俘上工的时候会让他们休息。中国战俘们也非常感谢小孩太君和老头太君，不忍心把他们杀掉。

    原定在6月27日暴动的日子，正赶上小孩太君值班，为了保护这个19岁的孩子，耿谆和难友们把暴动日期推迟到了6月30日。

    当一个秘密暴动计划被700多个人知道后，哪怕多停一分钟，都有可能全军覆没。但中国的难友们硬是顶着天大的危险，等待了三天。

    1945年6月30日晚，700多个身处异国的难友以决死的气概在花冈举行暴动。耿谆老人回忆说：“我跟李克金20个人，让他把守好外围，每两个人看住一个日本人房子的窗户，如果日本人跑出来，就地处死。”另外，耿谆还挑选了20个突击手，10个人拿锄头，10个人拿圆锹，拿锄头的如果没把日本人一下子打死，拿圆锹的就再上去补。

    孟连琪老人回忆说：“日本监工住的屋子是两道门，我把两道门打开，进去以后看监工睡着没有，如果监工睡着了，我就给难友打手势。”为避免日本人往外通信，耿谆安排山东人刘希才第一个进屋看住电话。结果情急的刘希才刚进屋以后就拔掉了电话，还拿铁棍把电话砸到地上，这下就把日本人惊醒了。李铁锤说：“一进门，我也没觉得使多大劲，监工的头在炕沿上，我一下子把他的头砍下来了。”监工被惊醒后都折起来了，都带着伤逃出去了。耿谆说：“李克金呢，我给他了任务，他去上厕所解手去了，这边动手了，那边他还没有叫人布置开，他可能是布置着走的。有的是稳住窗户了，有的窗户没有稳住，日本人都逃出去了。”

    漫山遍野回响着尖厉刺耳的警报声，难友们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耿谆命令以小队为单位，迅速集合，每人带一件工具当武器，队伍匆匆向中山寮后面的狮子森山进发。在这种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耿谆仍不忘下令，沿途不许骚扰老百姓。

    耿谆老人说：“出发的时候相当惨，那些病号房的人，凄苦乱叫的，有的人就喊，队长啊，我还能走，但也只能在地上爬。有的病号就死在路上了。当时的情景……”耿谆老人哽咽了，六十多年前的悲惨景象再次浮现。

    这次暴动震惊了日本当局。当时，在日本各地分散着135个劳工所，有近40000名做苦役的中国人，另外还有朝鲜劳工和美国的被俘人员，如果引起连锁反应，将直接威胁着日本当局。

    为了防止暴动的烈火蔓延，日本当局连夜调动了秋田县、青森县等地21000余名军警和宪兵，对逃出去的600多名中国劳工围追堵截。不久，日本军警和宪兵就把整个狮子森山包围了，但是他们还不敢贸然接近劳工队伍，因为他们知道每一个劳工手里都拿着锄头、圆锹等工具，准备拼死抵抗。耿谆老人说：“我们听见哪儿有草窠子响，就用石头往那里砸。”不敢接近劳工队伍的日本人开始开枪。李铁锤老人左眼下方的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