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个民族可以原谅，但作为我们这种经历了亡国之恨的人，这个阴影啊很难消除，真的很难消除！”提起“九一八”之后当亡国奴的那段日子，当时生活在东北的李玉清至今都无法释怀。

    参加过东北抗联的单立志对日本人杀害中国人有更直观的感受，他说：“日本人杀中国人非常残忍，随便就拿刺刀捅死了。”

    黑龙江省通河县的李东光老人说：“冬天，一批人在松花江捕鱼，那个时候鱼多，鱼从江里头往外蹿，两个日本鬼子领着一只狗，也在那个地方，他们（日本人）也让狗出去跟群众抢鱼。”

    刺刀、狼狗和太阳旗，这是李玉清对于童年生活最深刻的记忆。后来，大人们在关起门后悄悄地告诉她：他们已经成为了亡国奴。李玉清说：“当时总能听见老人们念叨大帅（张作霖），说少帅（张学良）心狠，把东北的父老乡亲都撂下了。”

    其实“九一八”事变当晚，沈阳城原本有80000多东北军，驻扎在北大营的官兵就有6000多名。但是，在这一夜，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不抵抗！这条命令致使整个东北在四个月零十八天里，丢失殆尽，3000万东北人成了亡国奴。东北军统帅张学良，从此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

    李玉清所在学校的副校长是个日本人，小学的时候由中国老师教日语课，到了中学就改为日语老师教日语课。学生到了六年级以后，就不允许在学校说中国话，一律都得说日语。

    按规定，老师们还要穿“协和服”，学生们要穿操服、戴勤劳奉世的帽子。协和服是伪满公职人员统一的制服，是伪满时期重要活动及庆典必须穿的服装。帽子上面有学校的校名和番号。学生们早上到学校以后，要在操场集合，然后升日本国旗、念日本诏书，最后再向日本国旗敬礼。就连唱歌的时候，也要唱日本国的国歌。

    “升日本国旗，我们是最反感的，要半边身子向左转，遥对东京给日本天皇祝福。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不祝福，悄悄说‘嘎本儿’，就是东北话‘死了’的意思。一种愤怒在孩子们心里积攒，但是出去谁都不敢说。”李玉清说。

    自从日本人来了以后，课本里还突然多了中日亲善的内容。在当时的教育中，课本上从不谈“中国”，只说满洲国。而且，老师也从不给学生们讲“祖国”两个字，所以像李玉清这么大的孩子不知道什么叫祖国。“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祖父爱说今年是民国多少年，我妈就赶紧要纠正，出去不敢说民国，要说是‘康德多少年’。”李玉清说。

    “康德”是“大满洲帝国”的年号。1934年3月1日，日本人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将满洲国改为“大满洲帝国”，但是从此以后，这个做着复辟皇帝梦的傀儡连出门的权利都没有。生活在“帝国”的人们也被强迫向日本天皇行遥拜礼，如有违抗就会被抓去砍头。“抓了中国人，冬天在江上凿个大冰窟窿，到了冰窟窿边上，用刀把头一砍，头就掉到冰窟窿里了。”如今提起这些事情，曾经的东北抗联战士单立志仍心有余悸。

    从1931年的那个秋天开始，所有的东北人民度日如年。

    1937年元旦，李玉清和她的家人接到通知，他们的生活起居从这一天起将以东京时间为准。

    古老的城墙圈起了上百万的亡国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中国古代《礼记·礼运篇》讲述了中国人理想中的大同社会——没有战乱，没有纷争，社会和睦安定。“九一八”事变后，感觉到战争威胁的北平人更加渴望和平。

    阮崇武当时是北平二附小的一名学生，他和同学们每周一晨会的内容除了唱校歌、校长训话以外，还要全体合唱《大同》，唱完了以后，才列队回教室开始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