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北平城里朗朗的读书声被东北传来的枪声打断了。“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的东北军尽数撤进关内，蒋介石屡屡出现在剿共前线，长城外已完全成为日本人的天下。1935年，日本通过《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相继控制了察哈尔以及天津、北平两市。

    《秦土协定》又称《察哈尔协定》，它是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之间签订的。1935年6月5日，日本关东军驻内蒙古阿巴嘎旗特务机关山本亲信等4人，由多伦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行至张北县北门时，因不服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一三二师赵登禹部守卫官兵检查，而被送至师部军法处拘留，8小时后放行（张北事件）。《秦土协定》的签定，使中国丧失了在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也丧失了察省疆土的70％～80％。这一协定与《何梅协定》一起为日本吞并中国华北大开了方便之门。

    1935年5月，已通过两年前签订的《塘沽停战协定》将其侵略势力渗透到华北的日本帝国主义，又向中国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国民党当局在日本的淫威面前又一次屈服。5月29日，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方代表开始秘密谈判。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出备忘录日文为“觉书”，限三日答复。何应钦经与日方秘密会商后，于7月6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接受日方要求。何梅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被称为《何梅协定》。

    眼看华北即将成为第二个东北，燕京大学的学生管玉珊再也坐不住了，他要和同学们一起加入游行的队伍，却被老师拦住了。

    当时学校规定不许罢课、不许放假。作为班长，他领导了那次罢课，而老师阻止他和同学们游行的原因是认为这种不宣而战的战争不会长久。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老舍在小说有这样的描写：

    “七七”抗战那一年，祁老太爷已经七十五岁，他必须给长孙媳妇，说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日本鬼子又闹事哪，哼，闹去吧，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连皇上都跑了，也没把我的脑袋掰了去呀，八国都不行，单是几个日本小鬼，还能有什么蹦儿，咱们这是宝地，多大的乱子也过不去三个月。

    1937年7月28日，黄昏后，炮火的声音越来越剧烈。那天晚上，北平城的百姓都没有睡好觉。接近天亮的时候，枪炮声逐渐稀落了。第二天起来一看，街上的巡警没有了，岗亭里的警察也不见了。刘良惠记得那天保甲长通知每家派一个人，来欢迎日军入城。“每个人都发了写着‘东亚新秩序’、‘中日友好’等字眼的小红旗，还让中国人打着旗欢迎日军进城。日本人进城都是骑兵，骑着大洋马，戴着钢盔，带着战刀，有股骄傲的劲儿，更多的是威慑力，老百姓也不敢不去。”刘良惠老人回忆说。

    北平沦陷后，城门紧闭，教室里已没有了《礼记·礼运》的读书声，取而代之的是学生们刚刚学会的日本国歌。和东北一样，北京也修改了时间差，以东京时间为准。古老的城墙圈起了上百万的亡国奴，只是曾经守卫卢沟桥的士兵背着大刀的形象依旧化成了一种绝不屈服的精神象征。

    1937年8月的一天，北平的人们奔走相告一个从广播里偷听到的好消息：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进攻上海，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下了总攻击令，中日之间的战争全面爆发。国难当头，曾经兵戈相见、不同派系的部队尽弃前嫌。狭长的淞沪战场上，几乎没有可以防守的天然屏障，70多万中国军人全凭血肉之躯誓不言退。

    当时，日本人每打下一座城市，就会在崇文门的广场上放一个大气球，气球尾带上写着某某地方陷落了，还会要求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