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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长城谣
去庆祝。

    老舍先生在里有这样的描写:

    北平特有的秋晴里走着一队队的男女学生——以他们的小小的,天真的心,去收容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耻辱!他们没法子抵抗。他们在不久之前都听过敌人的炮声与炸弹声,都看见过敌人的坦克车队在大街上示威,他们知道他们的父兄师长都不打算抵抗。他们只能低着头为敌人去游行。他们的手中的小旗上写着“大日本万岁!”

    一个月后,广播电台上的大气球又骄傲地升起来,北平人不敢仰视,因为上面写着:庆祝南京陷落。

    不堪忍受亡国屈辱的何兆武和家人踏上了逃亡的路程。那天天气很凉,他和家人一早就到了火车站,平时总是乱哄哄的火车站,那天却非常奇怪。火车站里虽然人也很多,却一点声音都没有,好像没有人一样。“那是一种死寂的可怕,好像一根针掉到地上你都听得见,那个时候就感觉到一种亡国的痛苦。”何兆武说。

    同样生活在北平的阮崇武没有离开,他和沦陷区的人们要面对的除了寒冷还有饥饿。随着战线的拉长,战争物资变得日益紧缺,日军开始掠夺沦陷区人们仅能糊口的粮食。开始的时候,北平的百姓还有馒头、大米吃,后来就吃棒子面了,再后来连棒子面也没有了,就成混合面了。混合面就是树皮、杂粮等乱七八糟的东西磨在一起,这些本来是牲口吃的东西,竟然成了老百姓抵抗饥饿的唯一食物。

    “不知道沦陷是什么意思”

    与北京相比,上海的状况要相对好一些。虽然上海也失守了,但英、美、法等国此时并没有对日宣战,因此日军只是驻扎在租界区外,而租界区内虽然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却仍然车水马龙、歌舞升平。

    生活在上海租界区的倪维斗这年只有5岁,偶尔能吃上一顿饱饭是他所能留下的最深刻的记忆。他说:“我们吃香肠,妈妈说一个人不能吃一根,只能吃半根;咸鸭蛋一般来说最多半个,不能四兄弟一人一个,都希望吃黄,黄好吃。”

    这种相对的稳定使得数十万难民涌入租界。仓促逃命的难民,大多无处栖身,只能睡在马路上。冬日的上海下起了小雨,气温降到了零下摄氏几度。一周后,因为寒冷和饥饿倒毙在法租界马路上的尸体已经多达100多具。

    作家张爱玲在散文《我看苏青》中这样写道:

    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线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感。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对英、美宣战,随即占领英、美、法等国在上海的租界,把住在法租界的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都赶到了集中营,以前不能进入租界区的日本人全部到了租界。

    潘琪记得那时候老师经常提醒她们,早上上学时走到有日本人的地方要低头。她说:“那时候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也不知道沦陷是什么意思,但是总的来说,就感觉到日本人欺负我们。”有一件事倪维斗记得很清楚,他说:“我妈妈有一次,从马路上过桥的时候,大概走的路不对,被日本兵打了好几个耳刮子,回来就哭。”

    连租界区这个最后的避难所也没有了,倪维斗的母亲带着他们兄妹四人和许多难民一起,踏上逃亡的路程。

    也是在这一年,阮崇武和家人也逃离了北平。

    颠沛流离的逃亡,不弃的希望

    1939年,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报告说:日军已经占据中国12省521县。数百年来,还没有一场战争像抗日战争这样波及整个中国,1600万中国人被迫开始了逃亡生活。但是,逃出沦陷区的人们,最先要面对的就是如何能活着通过日军的封锁线。

    在封锁线的封锁口驻扎的日本兵通常有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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