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带着刺刀，挎着机枪，机枪口对着游击区。那一次，逃离北平的阮崇武和家人一直走了200多里地，路上没有停歇，困得一边走一边打瞌睡，碰到个石头或坑就会摔一跤。同样要经过敌人封锁线的还有倪维斗和他的家人。过封锁线的时候，专门有人领着大家走，大人告诉小孩不准讲话，只能加快脚步，闷声不响地跟着走。

    倪维斗和家人很紧张地走了一会儿，侥幸逃过封锁线，但是，他们面对的却是无休止的轰炸。

    淞沪会战后，国民政府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战火很快就燃烧到了内地。已经与家人失散的管玉珊只身拥挤在逃难的人群中。逃难的人看起来样子很惨，好多穿得挺整齐的女人提着皮箱子哭，打开皮箱就剩一双鞋，于是一边走一边哭。他亲眼看到有一个青年抱着孩子说：“怎么办呀？”话音未落，就被炸死了。

    面对日军频繁的轰炸，人们不得不再次踏上逃亡的路程。当倪维斗和家人来到车站时，站台上早已被逃难的百姓围挤得水泄不通。车已经完全满了，门根本进不去了，倪维斗和一个表妹是被人从车窗塞进去的。站在火车里，没地方坐，也没地方躺，因为已经完全被人挤住了。

    逃难中倪维斗只有5岁的妹妹生了重病无法医治，病死在逃亡的途中。“真是席子卷一卷就拿走了，我哥哥借了一把铲子，爸爸抱了孩子，沿着铁路走出一两百米，挖个坑就把她埋里头了，就这样埋下去了。但走出去也不敢走远了，走远以后怕万一火车开了呢？”倪维斗提起妹妹还是难掩悲伤。他说他以前从没有见到爸爸哭过，但那一次，爸爸在车顶上哭了。

    八年抗战，中国被日军侵占沦陷区面积，有600余万平方公里，26个省，1500余县市内的中国人，在日军统治下屈辱的生活着，不愿再做亡国奴的刘良惠，成为了黄埔军校的一名学生，管玉珊去了桂林，在桂林美军总部担任秘书职务。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无以计数的热血青年，在《大刀进行曲》的歌声中他们的行囊中，装载着血泪耻辱，也装载着一个民族不弃的希望。

    65年前，李雯彧是辽宁省大连市秋月公学堂学生。

    1945年8月15日，老师把她们几个班干部叫到校长办公室，她们看到日本老师们跪在一张日本天皇的照片面前哭。“我都愣了，我说哭什么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日本投降了！心想老师今天怎么了，也不打我，也不骂我，把我们叫到校长办公室去，都在那儿哭。看到老师们哭，我们也不敢不哭啊，都用手沾着吐沫往眼睛上抹，假装哭，要不老师发现该说你了，你怎么不哭啊！”哭完了，中国老师说日本投降了，解放了，光复了。李雯彧说：“那一天真的就这么过来的，我当时记得特清楚，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一天是1945年8月15日。”

    终于扔掉了亡国奴的帽子，学生们把以前军事课上练刺刀、冲刺用的木头枪往地上一扔，再一脚踹断，大家都太高兴了，终于再也不用练了。姑娘们都高兴得喊叫，雀跃，一蹦三尺高，“光复了，胜利了，我们中国人再不用受日本人的气了。”

    日本投降以后，有不少的日本人不愿意回国，他们就到旅顺口悬崖顶上跳海自杀；还有的人先把孩子推下去，然后自己再跳下去。

    伴随着不断响起的自杀枪声，国际饭店顶楼升起上海最高的一面国旗——没有鸣礼炮，没有欢呼，却有数千人仰头致敬。

    失地收复，让管玉珊有机会回到阔别六七年的家乡，卖糖食和水果的小贩里三层外三层地呼喊拥挤，管玉珊的眼霎时被泪水迷住了。这是幸福的泪水。

    远在东北的李玉清嫁给了军人冯殿庆，对于和平生活，李玉清有了更加真切的盼望。有些留下的日本军人的眷属到老百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