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都是土房子，有窗户，但是没有玻璃，同学们都是趴在窗子上听他讲课。”

    何兆武和同学们后来才知道，这位留着长长胡须的先生，就是闻一多。

    学生们曾这样描述闻一多上课时的情景：他往往等到黄昏，点个香炉，拿个烟斗，然后开始念《楚辞》的名句。

    对父亲闻一多的讲课风格，儿子闻立雕和西南联大的学生们一样了解。闻立雕老人说：“他坐下，掏出烟来，问同学们哪一位抽？同学们当然都不敢抽，就和他客气。然后，他就划上火柴，点着了烟，抽上一口，喷出烟雾，在朦胧的黄昏里，闭上眼睛给大家念‘痛饮酒，熟读《离骚》，方为真名士’。”

    闻一多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写道：这里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的教职员不下数百人，谁不抛开妻子跟学校跑。

    1938年，闻一多的妻子带着孩子，从武汉来到昆明，目睹了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真实境况，妻子对丈夫的责任理解至深。闻立雕老人回忆说：“我父亲正走了一路挺累了，但是老远一看，我妈妈在村头等着呢，我小妹妹赶快跑过去，叫爸爸！他一下子就忘记了疲惫劳累，显得心情很舒畅、很轻松。”

    1938年9月28日，宁静的校园生活，又一次被日军的炮火打断了。空袭警报拉响，学生们都跑出学校，刚跑到学校门口，紧急警报就拉响了，这表示日本飞机马上就要临头。何兆武说：“全校的师生员工一共有1000多人，加上附近的居民，好几千人聚在一起，那时候非常慌乱。” 在一片慌乱中，60岁的梅贻琦先生却拄着拐杖，不紧不慢、方方正正地走，还总是疏导学生，叫他们不要拥挤慢慢走。因此，何兆武一直对梅贻琦先生十分佩服。

    在那次日机轰炸中，李之楠逃过了一劫。老人说：“我眼看着飞机在背后追上来了，清楚极了，他们拿着机枪嗒嗒嗒地扫射。这时，我看见前面正好有一个小坑，就一下子趴在坑里，子弹就从我的头上打过去，落在我的脑袋前面。”

    1938年9月28日，日军第一次轰炸昆明，从那之后的日子，这所承载着中国未来与希望的大学，又一次成为了日军重点轰炸的目标。何兆武老人回忆说，“每一次都是27架飞机来，3架呈一个小品字形，是一个小队，3个小品字组成一个大品字形，就是一个中队，3个中队，就是27架，变成一个大队。他们每天都来得很准时，总是早晨10点钟。”

    1940年10月13日，联大遭到轰炸，西南联大教授吴宓在日记中写道：

    云大与师院已全毁，文化巷住宅无一存者，联大的办公处、女生宿舍门窗破倾，瓦砾尘土堆积，众人惶惶无所归宿。

    轰炸后的第三天，晚7点到9点，吴宓和学生们月下团坐，开始了《文学与人生理想》的讲授。吴宓纵横今古，由避警报而讲述世界四大宗教哲学、对于生死问题之训示。面对死亡，他提倡主“自修以善其生，而不知死亦不谈”的积极人生态度。

    安宁的环境已不存在，教学却没有因此停顿。炮声、飞机轰炸声，不断在耳边响起，许多学生都怀揣救国思潮用功读书。为了躲避轰炸，许多教师将家搬到了近郊。张定华老人说：“老师们来去都是用马车，有些马车有棚子，有些没有，因为是小马。”为了躲避日军频繁的轰炸，人们躲进了防空洞，但在这里，他们也没能找到片刻的安宁。在一次轰炸中，华罗庚一家所在的防空洞被震塌，华罗庚大半身都被埋在土里。大家用手慢慢地刨，因为不敢用工具，怕伤到了华罗庚的身体。华罗庚终于被大家齐力救出。

    防空洞垮了，华罗庚一家没有地方住。正当他为去处犯愁的时候，闻一多伸出了援助的手，邀请华罗庚一家六口人，搬到自己那间并不宽敞的房子里。闻立雕老人说：“我们家八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