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住上面两间，一个耳房，还有一个储藏室，非常拥挤。”

    在只有16平方米的小屋里，闻一多一家八口人，住屋子东头，华罗庚一家六口，住屋子西头，为了不互相打扰，两家中间挂一块碎花布相隔。为了节省空间，闻一多用4个肥皂箱临时拼起来一个写字台。在简陋拥挤的小屋中，闻一多取得研究《九歌》的重要学术成果，华罗庚完成了他最重要的著作《堆垒素数论》。

    后来，华罗庚写了一首七言小诗，真实描绘了他和闻一多共同度过的艰难岁月。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1942年的冬天，随着战火的蔓延，昆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生活越来越差。很多教授的家属，冒着严寒，开始在昆明的街头卖起了糕点。李之楠老人说：“教授们的孩子，甚至还不到10岁，就让他们到菜市场，捧着盒子卖月饼，做生意，当时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又难受又很惊奇。”而学校里的饭团，实在吃不下去，因为饭里面有沙子，咬一口就嘎嘣嘎嘣的。那时候，几乎天天都吃一种管儿菜，就是一种在河边上的空心菜，也叫蕹菜，这个菜大伙一抢就没了。

    西南联大教授朱自清，因为孩子多，生活十分拮据，冬天冷的时候，他只穿一件蓑衣，既御寒又可以做雨衣，对此他有诗云：

    为养活一家八口人，闻一多用尽了所有积蓄，不得不靠典当为生，寒冬腊月，昆明的气温已接近零度，闻一多却不得不将那件唯一能御寒的大衣，送进了典当行。闻立雕老人回忆说：“父亲回来以后，我母亲一下子火了，全家人就靠父亲了，他要是冻坏了，我们全家人靠谁去。所以他是重点保护对象，后来母亲急了，就让我大哥赶快去城里，硬是把这件大衣又取回来。”

    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大衣又一次被送进了典当行，最困难的时候，闻一多甚至将自己的藏书拿出来典卖，即使这样，他也无法让一家八口得到长久的温饱。闻一多有一个做生意的朋友，他说：“闻先生，你这个老大正在念书，他的生活费我包下来，包到他大学毕业，找到工作，能够维持生活为止。”然而，对于朋友的好心帮助，闻一多坚决拒绝了，他认为自己的儿子不能让别人来养活。

    拒绝了朋友的帮助，面对着断炊的不利处境，闻一多不得不依赖挂牌治印来维持生活。他对妻子说：“我还有一双手，别的劳动不会，刻图章的力气还有。”刻图章没多久的闻一多，就磨出了一个豌豆大的手茧，妻子看了之后很心疼，就用毛线把整个刀柄缠起来，虽然这样对手指好了一点，但是后来闻立雕看到父亲写字时手都有点发抖。

    有一次，儿子闻立雕，不满父亲挂牌治印，怒气冲冲地责问闻一多是不是发国难财，沉思了很久后，闻一多只说了一句话：“立雕，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

    夜以继日的伏案写作，是闻立雕对父亲的最深记忆。他说：“更多的时间是，父亲一个人在屋子里头，桌子上铺开自己的手稿，搞点学术著作研究。”

    或许，将山河破碎的苦闷，化作微弱烛光下凛冽的文字，这不仅仅是一个青衫文人泣血的呐喊、希望的寄托，也是他所能坚守和捍卫的信仰与精神的战场。

    为万世开太平

    1945年8月15日晚上，徐守源和张定华正在看电影，突然电影停了，出现一行字幕：日本天皇向日本全国发表广播声明，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协定》，无条件投降。胜利的消息立即使大家疯狂起来，张定华回忆说：“不管认识不认识，大家都互相笑、点头、握手。一会儿工夫，就有人拿来炮仗，放起来，还有人喝酒，高兴得摔酒瓶。”

    那天，闻立雕正在城里，街上的报童大声叫喊：“号外，号外，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