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企业史上，1984年是一个伟大的年份，“下海”成为当年最风靡的词汇。

    这一年，柳传志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捣鼓起电脑生意，创办联想；史玉柱在安徽省统计局编写了第一个统计系统软件后喊出了“如果下海失败，我就跳海”的悲壮誓言；李经纬在三水县酒厂开发出后来被称为“中国魔水”的健力宝；李东生在简陋的农机仓库里开始了tCL的漫漫征程。后来，人们将这一年称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

    然而，与以上这些企业开创新纪元的生机勃勃形成天壤之别的是，1984年对于创业已有16年的何享健和他的美的来说，是企业发展过程中最困难最难熬的一年。邵仲广因商标权给何享健制造的难题与这一年美的差点折戟沉沙的经历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美的在1984年的困难并非突然出现，而是连续三四年处于低谷后的大爆发。1981年年初，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宏观调控开始了。1月，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先是在当月7日发布《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指示》，规定“个人（包括私人合伙）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不准贩卖工业品”“农村社队集体，可以贩运本社队和附近社队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和履行议购合同后多余的、国家不收购的二、三类农副产品。不准贩卖一类农副产品”“不允许私人购买汽车、拖拉机、机动船等大型运输工具从事贩运”。在当月30日，国务院又发布《关于调整农村社队企业工商税收负担的若干规定》，明确指出“为限制同大中型先进企业争原料，将社队企业在开办初期免征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二至三年的规定，改为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凡同大的先进企业争原料，盈利较多的社、队企业，不论是新办或原有企业，一律照章征收工商所得税”。这两部口气严厉的文件在一个月内相继出台，可见中央打击“投机倒把”的决心，这对社队企业带来的影响不言而喻。

    何享健回忆说：“反正你买卖赚钱就是投机倒把，整个商业流通环节买了东西一卖出去赚钱就可以扣你投机倒把罪，是这样的，当时不允许自由买卖。计划经济，什么都把资本主义和投机倒把联系起来。”

    这一观点在鲁冠球身上也得到佐证。鲁冠球说：“1981年的日子很难过，钢材提价1.3倍，煤提价5倍，成本持续上涨。”而与此同时，原先签订的一些订货合同都被中止了，理由只有一个：“根据上级的规定，我们不能再进乡镇企业的产品。”

    面对原材料涨价抬高成本的现状，美的许多原先订好的合同被终止，生产出来的产品积压在仓库根本卖不出去，企业资金链立即出现问题。原美的董事、创业元老冯静梅当时负责财务，她回忆说：“我们公司最困难的时候在1984年，1984年我们五个财务人员四个都走了，剩下我一个，由于没有资金，企业又发展很困难。他们劝我也走，有些人跑去好的企业，去裕华。”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6年，冯静梅说：“1986年左右，美的向内部员工募集资金120万元，现在这个金额不算大，但这在当时可以让一家企业生存下去。个别员工就几千元、一万元的借，当时按银行利率1分息给他们计算回报，这是第一次通过募集渡过资金难关的，然后企业赚钱了就都连本带息还给他们了。后来我们在1992年开始进行股改，改造成股份制企业。”

    在那个年代，乡镇企业要发展，困难重重，事事受制，最困难的就是资金问题。财务部门工作相当难做，工作量非常巨大。冯静梅回忆说：“那时几乎常常工作10几个小时，根本没怎么休息，忙到凌晨3点后才可以回家。”办公室里只剩下冯静梅一个人，成堆的账单等待处理，催款的电话响个不停。她咬着牙说：“这个担子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