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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股份制改革理解得不深”
    美的空调自1992年以来取得的斐然业绩可以用“一架三轮车奔上了高速公路”来形容,这无疑归功于何享健大刀阔斧的人才改革和年轻人创新的营销理念。然而,我们不能回避一个事实:从创业以来就一直成为何享健梦魇的资金短缺问题为何突然消失了?要知道与东芝合作以及收购万家乐、华凌、荣事达、小天鹅等企业都需要数十亿的资金,至今融资难依然是民营企业难以逾越的障碍。1992年的那个“春天”,何享健应该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否则他描绘美的宏伟蓝图的神笔中不可能有取之不尽的油彩。

    1992年的春天属于整个中国。这年1月18日至2月23日,87岁高龄的邓小平南行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南巡”讲话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又一个春天”,自此,“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正是在邓小平1月29日视察顺德珠江冰箱厂(后来的科龙)时提出的,他勉励顺德“思想要更解放一些,胆子要更大一些,步子要更快一些。”

    邓小平的讲话无异于一剂强心针,迅速在全国形成强烈的号召力,极大地鼓舞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豪情与胆识。不久之后,顺德市(现为佛山市顺德区)率先在国内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其核心内容就是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政府需要甩掉企业这个沉重的包袱,企业需要逃避政府像婆婆一样唠叨的紧箍咒,这两种需求都是十分迫切的,然而在僵硬体制这张“巨网”下,他们都是试图通过努力让这张网出现历史性“松动”,以获得自由后各尽所能的鱼。

    何享健就是这样一条代表企业一方试图跳出龙门的鲤鱼。自1992年大批引进外来人才之后,何享健就计划大幅度调整管理人员的工资,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0.5到1倍。当时企业投资要通过审批,管理人员的薪酬标准要经批准。何享健回忆说:“我去跟镇党委书记商量,递了个方案给他。”对方很坦率地告诉他:不同意。理由是“镇里机关的拿多少钱,教书的拿多少钱,你一个保卫科长工资比我公安局长的还高?绝对不可能。”

    遭到对方拒绝是何享健在出发之前就预料到的,他耐心地给书记讲道理:“企业竞争需要留住人才,需要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需要有市场化的激励机制,薪酬上调势在必行。”然而书记始终不肯开这个口,谈话也不了了之。回公司后,何享健照计划实施调薪方案,他其实早已下定决心:此事迫在眉睫,同意要办,不同意也要办。大概过了一年之后,书记对何享健说:“还是你正确。”

    调薪计划只是一个表象,它反映的是何享健“按市场的思维模式去管理经营,自己要把握企业命运”的强烈愿望。当时一涉及员工利益、个人调动、工资不满意的问题,就会有人写信告状,政府就会派人调查,下达处理意见。此时何享健内心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产权不清晰,企业很难按照市场行为、企业的方式去进行管理和发展。

    企业有一肚子苦水,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也有一大堆怨言。顺德的乡镇企业是在“三个为主”(以工业为主,以集体企业为主,以骨干企业为主)的方针引导下发展起来的,政府既是企业的“父母”,也是“保姆”:既是投资主体又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还要通过物资调配、税收减免等方式扶持企业发展。当时已是顺德市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的冯润胜说:“政企一家,政府不好做,企业也不好做。我做市长人家说我‘四不像’,不像官、不像老板、不像打工仔,企业合作谈判、签约甚至最后的举杯庆祝我都要去。”

    时任顺德农业银行行长的马继章的说法更令人担心:如果亏损都是由政府来承担,政府由于经营企业成为一个严重负债的政府,后果不堪设想。据资料显示,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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