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系皮带，态度和蔼，背稍弯，说话间笑容可掬，极像个普普通通的人事职员、工会干事（我的一位朋友说，她第一次见到任正非，以为他是公司看门的），要是在内地，其架势顶多就是个副主任科员，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架势。顺着他告诉我的方向，我转身走到隔壁那个大房间去面试……

    这是我第一次到华为的情景，按理说，这才是我对任正非的第一印象。

    现在改变第一印象，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华为人报》，这是我在华为做的第一件阴差阳错但确实是首创的事，有纪念意义和贴金价值；第二，是因为多年后我终于领悟到任正非是“形左实右”—你以为他是看门的，他实际上是老板；你以为他务实，务起虚来他也是一等一的；你以为他是毛泽东的崇拜者，他其实对管理新知比管理学教授认识的深刻得多；你以为他苦行，他可以为买一束喜欢的花专门开车去香港连卡佛……种种迹象表明，外人看到的他远不是他本人的实质，这迫使我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刻意地往右转。尽管这样说有些牵强，但实际上出了电梯门一直往右转，才能抵达那个位于角落的任正非的办公室。

    不仅是我，相信每一个在华为工作过的人，对于华为尤其是对任正非，都会有许多不同的印象。这些印象彼此交错，有的互相抵消、冲突，有的相互强化，有的毫无关联，必须过好久才能将它们形成一个整体形象。但这又有欺骗性，很可能很快在某个场合你又会感受到一个全新的任正非。我辞职后，看到任正非在一篇文章中坦诚他曾经有过忧郁症，这着实让我吃惊了一番—原来这样的事也可以说出来啊！再后来，听说他儿子回到华为，还改了名字，又是一番小震动—一直以来我们谈论华为的员工持股制度时，总是高度评价任正非的股份份额那么低是他无私、大度、英明的表现，而他自己也是这么说的，因此他儿子回到华为的传闻与我们曾经对他的所有印象很难相容。震惊之余，我自然会慢慢地修正自己脑海中的任正非—他为什么这么做，这么做有什么坏处和好处，是不是他不得不这么做……修正之后，别的传闻又来了，最近两件让我感到震惊的事情是华为员工签订奋斗者协议和董事长孙亚芳的去留传闻，我自然也会因此在脑海里再次对任正非的印象进行修正。

    初学素描的人，最怕模特变动姿势。模特一动，就觉得把握不住了，刚画的线条又得重新涂、抹、擦、描了。辞职后有一阵子，我无所事事，拿起笔和纸画画，发现这种涂抹擦描其实乐趣挺大，很有快感和创造性—在不断的涂抹中你对模特、对画模特这件事本身，都有了新的认识，因而实际上逐渐增强、凸显了自己心中对形象的把握能力。

    我对任正非和华为的印象，实际上也是这样涂涂抹抹才建立起来的。一个人所看到的任正非，和他所打交道的任正非，是不完全一致的，不习惯的话，可能会觉得这两者的反差异常大。其实对于华为，我要改变的不只是第一印象。华为后来的发展、变化，太快、太多，如果我们仅仅记得最早期的华为的种种事情，那么后来发生的种种变异，便无法与之完全协调。华为—准确地说是任正非—是一家不往前回顾的企业，它从来不搞公司成立五周年、十周年、二十周年庆祝大会。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说它不重视形式。每年新年前后，是华为组织全公司搞大合唱的约定俗成的时间。想当年华为的大合唱搞得也是热火朝天、群情激昂，唱的歌曲都是雄赳赳气昂昂的红色歌曲。然而即使是形式化的东西，华为也是立足于现在、面向未来，而不是沉浸在对过去的歌功颂德上。

    幸亏华为总部设在深圳南山区的深意大厦没有几年—由于发展快，员工人数激增得厉害，华为不断租用更多的办公大楼、不断地搬家，1996年它搬到了深圳科技园，2000年整家公司基本上都搬到了位于深圳龙岗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