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听到任正非抱怨。

    “各行业比较起来，管理较为复杂困难的是工业，而工业中最难管理的是电子工业。电子工业有别于传统产业的发展规律，它技术更替、产业变化迅速，同时，没有太多可以制约它的自然因素。例如汽车产业的发展，要受钢铁、石油资源以及道路建设的制约。而用于电子工业的生产原料则是取之不尽的‘河沙’—软件代码、数学逻辑。正是这一规律，使得信息产业的竞争要比传统产业更激烈，淘汰更无情，后退就意味着消亡。要在这个产业中生存，只有不断创新和艰苦奋斗。而创新也需要奋斗，是思想上的艰苦奋斗。华为由于幼稚，不幸地进入了信息产业，我们又不幸学习了电子工程，随着潮流的波逐，被逼上了不归路。创业者和继承者都在销蚀着自己，为企业生存与发展顽强奋斗，丝毫不敢懈怠！一天不进步，就可能出局；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业界巨头，这是严酷的事实。”

    我们听过任正非很多次讲话，不仅很少听到任正非抱怨，而且我们早已发现，在任正非那里，没有一般性的、平均化的东西，只有具体的、近乎铁一般冷硬的逻辑和事实。他提倡所谓的“灰色”、“灰度管理”，但他绝不中庸，绝不“和稀泥”，而且坚决反对下属干部无原则地“和稀泥”。因此，在华为的氛围中有一种客观性。这在重关系、家长制的中国企业组织里，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没有这种客观性，一个人的本事、胸怀再大，一个组织的人才储备、资本再雄厚，也会渐渐萎缩，成不了气候。有了这种客观性，来自五湖四海又分布于各大洲的数万华为人就没有“江湖气”、“商圈气”，神秘低调的任正非也没有“教父气”、“老板气”。

    抱怨与中庸，是中国文化之中类似基因似的负面因素，其涉及面、影响度之广深，几乎无所不至。而华为的客观性氛围—不抱怨、不中庸、完全按事理来处理事情—完全由任正非传染开并坚持了下来。耳濡目染之下，以至于大多数离开华为的人，即使不情愿，也会客观地说：“华为，是不错的公司，哪怕它有这样和那样的毛病；任正非，是我所见过的最接近伟大的企业家，哪怕他有这样或那样的……”

    这是因为任正非这个人，把自己身体力行地、以身作则地、现身说法地树立为一个坐标，一个全体华为人的坐标。这是他在华为的自然权威的基石。没有这一点，我们说起华为的市场部集体大辞职、《华为基本法》、“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等华为的一切，就会显得没有事理依据，显得像是在作秀，而它们也不可能起到实质上已产生的重要作用。任正非骨子里崇尚的领袖是自然领袖，而不是任命的、自封的、世袭的、永远光荣正确的、搞暴力迫使他人屈服的、靠金钱收买人心的领袖。因此，他实际上是不为任何表面的东西所影响的，除了事物本身以及事物的发展规律。

    很可能任正非开创了评价中国企业家的一个新方法：坐标法，即企业家以自身为基准，牵引、调校企业内部人员的行为与实践。

    在社会上，很多情况下，人们的行为是没有原则的，更没有坐标—我是说即便有也不会身体力行、不会以身作则、不会现身说法，因此近乎没有。这个问题严不严重？要看你怎么看。如果你什么也不想改变的话，这个问题就是稀松平常的现象。比如说交通堵塞，你开车，别人不遵守交通规则，你就在车上抱怨、骂人，当你有缝隙可挤，你便不顾交通规则，胡闯硬塞，别人就在车上骂你。反正大家都这样，反正交通堵塞是正常的，你并不想靠自己一个人老老实实地遵守交通规则来获得交通堵塞问题的解决。你已经认定交通堵塞是再正常不过的，必要时只好不顾甚至违反交通规则。

    我在加拿大遇到过一次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出故障的情形，令我很感动：四个方向的司机却一点儿也不乱开、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