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话，一下子就赋予“妥协”新的积极意义。这样的例子在他嘴里比比皆是。

    细心的人应该会发现，任正非挺喜欢用“大词”或“大道理”，比如：“华为以产业报国和科教兴国为己任，以公司的发展为所在社区作出贡献。为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而不懈努力。”又比如：“我们认为，劳动、知识、企业家和资本创造了公司的全部价值。”“我们遵循价值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在公司内部引入外部市场压力和公平竞争机制，建立公正客观的价值评价体系并不断改进，以使价值分配制度基本合理。衡量价值分配合理性的最终标准，是公司的竞争力和成就，以及全体员工的士气和对公司的归属意识。”

    可是我们一点都不觉得大而无当。要是以前政治学习听到领导这样讲，估计台下早已呼噜声一片。

    听任正非讲话不会打盹有两个原因：其一，他用的“大词”有个细微的落脚点，比如我们不仅是“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努力”，也是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其二，他的思想和说法是实的，是实指，当他说“不让雷锋穿旧袜子”时，不仅仅是比喻，是实指。同样，“工程商人”是实指，“削足适履”是实指，“是金子总会发光”是实指……

    思想有落脚点，含义又是实指，这难道不是“立言”的前提？我到华为后受到的第一个小震惊是听到任正非说：“学而优则仕是千古真理，委曲求全是人生真谛。”学而优则仕是“文革”时期死命批判的观点，委曲求全在我们脑海里根本就是贬义词。但在任正非那里却有一种入木三分、思想无禁区的力量，虽然说得很突兀，不是很漂亮，也不足以成为名言警句，但劲道十足。我们说言行一致，言说的作用格外关键。任正非有这个素质，不简单。

    “三不朽”是什么？换成耳熟能详的大白话，不就是“当老实人，做老实事，说老实话”吗？

    “圣人”是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中的一个主要“概念”，而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些个僵化的人格化存在。在、等经典中，“圣人”这个词屡见不鲜，按我们中国人一般的理解，所谓的“圣人”就是指老子、孔子等少数几个人，但是他们其实是言必称“圣人”的，那么他们所说的“圣人”又是谁呢？难道还有比他们还厉害的人？其实“圣人”就是一种理想人格，任何人都可以用，用在任何人身上都可以，不应该有恰不恰当的问题。我们不应过分地去神圣化古代的理念，否则，古人的东西于我们今人全是死去了的东西，没有任何价值，这不是对待古代文化的好态度。

    我是偶然想到任正非是坐标并进而用“坐标法”去评判企业家的。

    有一天我听中国台湾地区的傅佩荣教授在电视里讲解，说老子所谓的“圣人”就是指悟道的执政者。这让我想到了企业家。企业家是全面负责企业组织所有事务的人，因此说企业家是“执政者”并不为过（想想看，英语里的“总统”、“总裁”、“校长”也都是同一个词：“president”）。以这样的角度来看企业家，一下子激活了我的思维：伟大的企业家就是悟道的“执政者”，就是某种担当“坐标”的人。

    评价执政者当然要看他是否取得了“事功”。在事功方面，任正非确实做得非常踏实，时机把握得很好。“华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大问题”，这是因为在每一个阶段性的关键竞争中，华为都赢得了竞争。我们粗略地理一下：

    在通信行业大发展前夕，华为进入了通信行业—“我们是出于无知，才进入通信行业”—但毕竟是进入了，任正非胜在占了先机；在贩卖别人的机器的时候，虽然效益不错，挣了钱，任正非却不满足于此，决定自己搞开发，没几年就推出了数字程控交换机，不仅在技术上有了自己的根基，更是以此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