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德”、“立言”呢？过于苛刻了吧！

    一点儿也不苛刻！立德会不会太道德化、理想化？不会。如果我们从商业道德、从诚信方面去理解企业家的道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立德这个要求对企业家而言是最基本的要求。“华为十几年来铸就的成就只有两个字—诚信，诚信是生存之本、发展之源，诚信文化是公司最重要的无形资产。”

    任正非本人似乎就很喜欢从立德的高度思考、看待问题。以前他爱说：“假积极，假积极，一辈子假积极就是真积极。”这是他从个人、家庭的“文革”经历中吸取的教训，不凭主观认定的“动机”去评价员工，而是看其实际表现。我认为这就是一种“德”—宽容之德。在李一男出走华为创办港湾公司后，任正非则开始更直接地谈“德”，讲德才兼备，而且更重视“德”，以至于把“小胜靠智，大胜在德”刻成石碑，放置在华为培训中心的大门口。在近10年的干部管理上，华为的干部选拔评价标准也发生了很多转变，而变化的主要内容就是：加强对全体员工的思想道德品质以及职业道德修养的教育，加强在思想道德品质上对干部的考核，把思想道德品质的评价纳入干部的任职资格体系中去，并作为考核与选拔干部的重要标准。

    要求企业家“立言”，这要求可能的确是有些高。如果我们把有理论建树和思想创见理解为立言的一种，那不是有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大师吗？他们应该更有资格去承担立言的责任吧。但是，如果说“圣人是悟道的执政者”，那么身为事功承担者的企业家，其立言当然很重要，我们对他提点儿高要求也是应该的。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伟大的经理人斯隆，针对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分别创作了管理学名著《公司的概念》和《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这表明，企业家在“立言”方面也是大有可为的。而由于企业家的“实践”特性，其“话语方式”似乎对实践的影响更加直接。斯隆总结出的事业部制几乎成了所有大企业的管理模式，可见对于企业家，“立言”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企业家的“立言”更体现在对现实行为和实践的作用上。

    华为是以任正非这个坐标为基准而发展起来的。那么，华为对任正非意味着什么？可以说，华为是一个放大的任正非，一个任正非人格和能力的渗透场；也可以说华为是任正非自己的领地！

    领地！我们每一个人一辈子不就是在寻找这个吗？我们经常说的“用武之地”、“一亩二分地”，就是“领地”最基础的含义。当一个人找不到自己的用武之地怎么办？去抱怨时不我待、怀才不遇吗？那不是任正非的做法。去随波逐流吗？那也不是任正非的选择。任正非选择的是创业，创立华为并把它打造成属于自己的领地。必须说的是，后来任正非在实践中拓展了他的“领地”内涵，但是在早期创业阶段，我们完全可以说华为是任正非的“领地”。

    对于任正非来说，创业是他把自己的生命变为某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途径。因此在华为这个属于他自己的领地，任正非似乎终于找到了释放自己自年轻时就有的梦想和愿望的地方，他的一切—能力、见识、抱负、藏在心中从未说出过的观点等—有了用武之地。在华为，他做的不是单纯地买卖东西，倒卖内地没有的货物。对于纯粹投机、挣大钱，他没兴趣，至少不构成他创办华为后的支配性想法，他脑子里还是那种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主旋律。他从骨子里还是喜欢生产性、发明性的东西。

    我们刚进华为的时候，任正非有几句话—“先生产，后生活”，“减人、增产、涨工资”等—让人感觉像“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时代的话，但是他说出来，却没有“极左”的味道，倒是流露出一股质朴和实干精神。尤其是科研，科研一直是他心里最大的梦想，他“年轻的时候对贝尔实验室的景仰之情胜过了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