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发现，华为在起步的时候夯的基石确实比别人的坚实了许多。这让它节省了很多从头再来的时间，也让它具备了越发展后劲越强的能力。

    实际上，“冬天意志”从骨子里就符合中国人的思维特质，即中华文化几千年养成的独特的忧患意识，这在杰出的中国人身上或者从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那里，都可以感受到。这也与司马迁所描述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忧患意识不是空谈，而是结合了思想和行动的一种能力，是在困境之中采取行动，是超越困境本身。只有这样，你才能做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成就，而成功与失败，让别人去评说。何况，“千秋功罪，何必要评说呢？何必要等到评说呢？没人会给你评说。”

    华为，也可以说是任正非的发愤之作。在20年前，我们不会去期望这样的公司诞生，到今天这样的公司仍然不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各行各业中也还很少会见到这样的公司。不深憋一口气的人，不会去做这么清苦、漫长的事业。不这样做的人，不还是有大把致富成名、事业有成的吗？

    忧患意识、“冬天意志”的道理谁都懂，但竟然有人在当今这个时代还这样实践，就不好理解了。这种不理解才是真正的不理解：一说起来道理都懂，一行动起来，便什么都不按道理行事。因此，骨子里承载着古代理想人格的人是可怕的。清朝有个这样可怕的人，叫曾国藩。国外也有，名叫巴顿。他们事功卓著，却有一种人格上的深沉，独独地散发着远古的光辉，当然也不为流俗所理解……虽然任正非是一介商人或企业家，但他还有点别的东西让我们觉得既陌生，却又熟悉。

    熟悉的是其中的文化心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毕竟深藏在中国人的心里；陌生的是现实—“没什么别没钱，有什么别有病”的犬儒心态—对这种文化心理的淡漠。对于华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好斗者看到了狼，爱钱的人看到了财富……但是只有感受到了任正非的“冬天意志”，才可以说华为对你是有意义的，是可以学习、借鉴的，否则光是华为不上市、任正非如此低调等就会让你觉得华为很怪。这也是如果单独看华为的某件事，不管你是深表认同还是格外排斥，总会觉得华为很奇怪，总会觉得它是一个谜的原因。如果没有意识到深藏在任正非心中的“冬天意志”，华为的事情曝光的越多，我们对华为就越觉得难以理解，越觉得神秘。你会发现它的语言用词是怪异的、不合时宜的：“不让雷锋穿破袜子”，“在思想上艰苦奋斗”，“集体大辞职”，“自我批判”，“小建议大奖励、大建议只鼓励”，“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烧不死的鸟是凤凰”，“从泥坑里爬出来的就是圣人”……不仅语言用词是怪异的，事件、活动也是怪异的：集体大辞职，大合唱，中研部将呆死料作为奖金、奖品发给研发骨干……

    其实，怪异不可怕，难在坚持，难在一如既往的“怪”。任正非打造华为这个平台，是他的“冬天意志”的作用，是其在实践中的渗透。因此所有的事一放在华为公司这个背景下，就显得自然而然、恰如其分，并且卓有成效。对华为人而言，外人觉得怪的东西他们一点儿都不觉得神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你身处的环境真正地崇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然任正非不见得会这样去表述，他一般会这样说：“公司所有员工是否考虑过，如果有一天，公司销售额下滑、利润下滑甚至破产，我们怎么办？”—你怎么会觉得怪？你自然而然地就会充满忧患意识，这是不用学就可以掌握的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