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他总在计划一趟旅行时，把注意力高度集中在交通工具和旅店饭馆上头，顶好是能串成一条高效率的数学线。当然，他老兄也绝不放过每站必有的重要景点名胜建筑（毕竟这也是“我到过哪里哪里”的标志），但完全没夸张，他总是专心一意直扑这些景点，若需要用到步行，他也可以头也不抬一路埋首于手中的旅游手册或地图之中，冷不防伸手凭空一指（头仍不抬）：“这就是一五八三年历史的××××……”

    对于这种令我敬畏有加的旅行方式，我总是保有着高度的戒心：当他告诉你哪里好玩哪里有意思，我总是直接在心里翻译成“他是说他到过哪里而我没去过”；当他告诉你哪里的哪家餐馆哪一种食物好吃时，一样是“他吃过什么而我没吃过”。

    两种截然不同的旅游方式，我想，似乎也是两种不同的小说书写及阅读方式。

    如野马，如尘埃

    就常识来看，小说通常会认真经营个好结尾，这是书写者的有始有终，也是对阅读者的礼貌——要不然作为观众的我们怎么知道何时该起身鼓掌或开汽水呢？

    但结尾真的没那么重要。这里所说的没那么重要，意思当然不是说就可以草草了账胡乱结束，而是说其他部分也一样很重要——小说家冯内古特喜欢引述一位美国大学校长的隽永话语，是这位校长在毕业典礼上对即将离校而去的毕业生致辞，大意是，“我以为重要的话应该分四年讲完，而不是等到最后一天才说”。

    其实这是有正经理由的，因为小说不是哲学科学，它从来不擅长对单一的命题思考，并给出简洁漂亮的答案。不管这个命题多崇高多要紧，也不管书写者的用心多高贵多无私，在小说的漫长历史之中，不是没有能人试过要如此驯服小说为己所用，但下场通常不是太好，比方说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和，比方说库尔特·冯内古特《五号屠场》而外的其他小说，比方说我们台湾的社会主义导师陈映真，他们也许都是认真、高贵且有想像力和才华的人，但他们穷尽毕生之力，就是驯服不了小说这匹野马。

    说小说是野马一匹可能不是个太坏的比喻，比之哲学科学试图在纷乱的现象中找寻简洁、具延展解释能力的秩序及其“原理”，小说毋宁是逆向行驶（米兰·昆德拉说，小说总是告诉你“事情远比你想像的要复杂”），它悬浮于不确定之中，把看似简单寻常的事弄复杂，提出的问题永远比回答的问题要多，弄乱的秩序也永远比建构的秩序要多，这是小说反动的、颠覆的、流体的本质，它破坏着既成的确定知识，但它同时又是人类的知识最具试探能力及自由的强大斥候。

    因此，要它乖乖指向一个单一命题并好好回答这个单一命题，的确是件为难的事——我个人曾读过一位文学批评者质疑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似有“控制过度”的问题，如此的批判意见对不对我们再说，但这样的说法是内行人讲的。

    好长的谜语

    然而，推理小说走的却是我那位老友的旅游路线，它原是高度控制之下的小说，把绝大多数的力气集中指向一个最终的结局，最终的解答。

    我们不要说这是小说的堕落云云这么刺激性这么贵族意味的话，我个人宁可讲，推理小说的开端本来就只是个游戏，相当纯粹的智性游戏，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就是猜谜，“半亩方方一块田，一块一块卖铜钱”（打豆腐）；“半天一个碗，下雨下不满”（打鸟巢）——谜语，要认真经营当然就是最后那一翻两瞪眼的答案，理所当然。

    只是，谜语通常很简短，你能想像有谜面长达一二十万字的谜语吗？那不是会烦死猜谜的人？

    是很烦，但遗憾的是，的确有这样的长谜语存在，而且为数还颇惊人，这就是我们今天司空见惯的长篇推理小说。

    这构成了推理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