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过英国，印象其实相当好，尽管食物难吃得要命，但《圣经》里不是讲：“你们不要忧愁吃什么穿什么，你们要求的是他的国和他的义。”

    英国仍保有诸多美好的事物，如她诸多美好的历史一般，这里要从头讲起可能太长了。英国人一般比较冷漠，但符合像我这样不爱跟人打交道的性格，相反的，我很欣赏英国人稳重而彬彬有礼的举止，男性尤其绅士，特别当你以大英博物馆或卖书的查令十字路当背景时，更感觉这是个知书达礼到堪称保守的社会。

    保守并不一定该死，它自有其堂堂存在的价值，或至少是个可堪让人认真考虑的生活有效选项。相较于欧美比我们进步的国家，至今仍以保守为政党名称或总统大选的主要诉求，近些年来，台湾社会习惯把保守视为足以构成诽谤名誉的脏字眼，这里其实有着相当程度的躁进无知。我个人以为，就算你自许为进步之人，把保守看成生命大敌，你也得认真去理解、甚至学习欣赏保守的美好理性面向，否则，那样的进步容易流于某种其薄如纸不堪现实世界一问的廉价进步概念，甚至是反智的民粹。

    其实，一种基本上健康的保守，并不真正跟进步完全冲突，它只是较容易意识到安全问题，高度警觉到既有一切的防震承受能力，试图去控制进步的强度和速度以及其爆破力，好维持住均衡。因此，保守的人往往反倒是理性的，甚或流于太过度的理性，一种随时仰赖着高度精算、由此也显得太迟缓太小心翼翼的理性，以对抗新事物来临及其实践过程不可避免的激情和神话，正如某位学者所说的：“在新事物面前迟疑不进，这样的态度可能是最理性的。”

    也因此，保守往往也是一种年龄状态，是年老的象征。这与其说是肉体机能老化、丧失了快速行动的能力，不如讲是一种心智状态。当人累积了过多的经验，尤其是受挫的经验，他会极容易察觉出从抽象概念到具体实践之间的漫漫距离及其异化程度，因此，他的信念总显得不纯真不够干净，挟带着令人懊恼扫兴的现实泥沙，从而少掉了放手一搏的决志和力道。

    保守的英国大概便是这样一个年老社会，太长的历史经验加上冷湿的自然天候，似乎让英国人点燃不起什么清晰可见的激情来，我常笑说，在英国我只看到两种骇人的狂暴事物：其一是全世界人人喊打、就连英国人都摇头叹息的喝酒嗑药足球迷，另一则是米涅·渥特丝的杀人小说。

    非丑恶不可

    米涅·渥特丝的狂暴，与其说是血流漂杵式的杀人肢解场面，倒不如说她对人那种原罪式的人性假设，对人的幽黯阴森一种眼睛眨也不眨一下的定定凝视——我没四下去探询，不晓得一般人作何反应，我只知道负责编书的出版社同事，常常有吃不下午饭的身体恶心之感，以及下班不好入睡的心智沮丧之感。

    推理小说，以杀人为乐，但一般而言，书中仍有好人，作为读者的情感投诉对象，就算是更冷更酷的美国冷硬派，我们还是找得到，比方说钱德勒的菲利普·马洛，那是多高贵多让人心口温暖的美好典型，或说布洛克的马修·斯卡德或老小偷巴尼·罗登巴尔，二话不说你会想要有个这样聪明正直（这两个特质经常性的背反）、不扰人但忠心耿耿的朋友，漫漫人生有一个就好。

    小说家袁琼琼还说，她特别喜欢“马修·斯卡德”系列中的伊莲·马岱，如果她自己身为男性而伊莲是现实世界的真人，她会不计一切追求她并娶她为妻。

    在渥特丝的小说里，你想娶谁嫁谁？

    这使我想起我的老师朱西宁先生谈他一生尊崇珍爱的张爱玲。张爱玲笔下，没有一个“可爱的人”，没有一个角色是读者读小说时很自然会扮演、会让自己与之合而为一的，读小说的人和写小说的人一样“站在云端看厮杀”，但这样的云端不是一种俯看望远、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