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第一现场”等等的记者报道，小说家则是过去的人，他用以对抗的真正优势是过去、是记忆——我们晓得，而且至少从古希腊时代就晓得了，当下只是其薄如纸的时间一层，接近于数学平面的无真实厚度一层，因此，当下只有流逝和遗忘，不负责积存任何东西；而过去，却是时间三维中惟一的丰厚实体，所有实时性的事物被冲刷到这里腐烂分解，化为养料，层层叠叠积存起来。事实上，这种单薄和厚实的形态对比，也不尽然全属偶合地体现在两者书写的载体外貌之上，记者是用后即弃的单张报纸，而小说家则是动辄数百页的书籍。

    这里，一定要稍加说明的是，我们如此对比并没丝毫诋毁嘲讽记者这个可敬行业之意（没办法，我有太多干记者或曾经干记者的朋友，不交代清楚会死得很惨），这只是两种不同的行业，在不同的时间层面上工作，从而决定了两种不一样的行为和瞻望成果。事实上，这两种不同的身份和书写是可以统一在同一个人身上的，人可以既干记者也书写小说，这不仅有宪法保障，而且在人类小说史上，干过记者的小说家极可能不少于没干过的，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如海明威，如格林。（记者朋友们，这样讲可以了吗？）

    没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却能数百页煞有介事地写个不停，光是这个数量规模就够让人好奇了，显然单凭胡诌是撑不了这么久的，他一定另有来源另有出处——这里，小说书写者无偿取用且大量取用的便是记忆这个公共财产，像阳光空气水般，因为，正如我们讲过的，问题总是源远流长的，罪恶从不会只出现一次，人心和社会的幽黯死角像工厂生产线，总持续产出类似的产品，而罪恶也像原核、真核生物，会不断复制自身。用宗教者的语言来说，魔鬼的模样总是似曾相识的，它有特殊的印记，会被记忆力好的人认出来，化成灰都认得出来。

    也就是说，记者报道的是一次完成的嫌疑凶手，小说家真正追索的却是在背后支使的永生魔鬼——既然写的是魔鬼，那当然就不是三言两语的事了，无怪乎小说家可以一写数百页，而且总有言犹未尽之感。

    另一种重写罪案的方式

    当然，也有另一种动辄数百页的写法不发生在书房或咖啡馆里，而是像一个更彻底、更尽责的记者那样子工作，并学用人类学者到斐济、到非洲某部落某原住民家庭中蹲点记录的调查手法，让自己完完全全浸泡在单一的“犯罪部落”之中，好挖掘未出土的更多第一手数据来。由于这样单一罪案的田野调查报告篇幅往往太巨大了，一般报纸吃不下来，因此往往以书籍的终端形式面世，这是重写社会新闻的另一类方式。

    这种单一罪案的田野调查报告，不属于小说，在分类上，正如伦敦的专业谋杀书店“一级谋杀”，把它们集中在标示着“真实犯罪”（true Crime）的单独书架上。

    这类一样服膺着“事情远比你想像的复杂”的书写者，一般而言比小说家更执拗更疯狂，像某种单食类生物；也比小说家更不信任报纸更不信任社会的既成结论。重写社会新闻的小说家通常并无意推翻此一新闻的框架性外貌，甚至不怀疑凶手就是大家讲的那个人，他要补充、诠释或颠覆主要在于我们看待此一新闻的角度，以及我们对于此一新闻的解释方式，把业已“新闻化”的其中人物再次还原成人，让不干我事的版面报道转变成我们可感知、可熟悉、可参与的对话，并由此争取我们对陷身其中的人乃至于就是凶手的同情。重写社会新闻的田野调查者不大一样，他们比较像不请自来的侦探，相信某些直接的真相只是不当地被遮盖起来，遮盖的迷雾又往往起自于社会性的利益纠葛、机构性的懒怠无能以及拥有权力之人的恶意操控。因此，他们的追索行动隐含了较直接的对抗意味，得起而行不能只是单纯坐而言，带着几分堂·吉诃德式的热情，也往往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