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作为一个阅读者，其实也不只是阅读者，我们好像同时在两种不同的时间之流中行进。一种是正常的、当下的、随着日历和钟表均匀节奏流逝的时间，另外一种则是压缩的、急迫的、往往还错乱跳跃的时间——我指的是，我们一直是个野心勃勃的追赶型社会，要用几十年迫切的时间，知道甚至学会人家几百年的东西，于是，原来透明没厚度的时间，在我们眼前便像化石层般同时显现着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维度，我们有点来不及地学人家过去积累的庞大成果，又得经营当下、解答自己每天每时的难题，还一直贪婪地注视着纽约伦敦巴黎这些在伸手不及前方熠熠发亮的光点，想窥探一下我们想像中的可能未来，忙得不亦乐乎。

    很长一段时间里，讯息的传递速度较慢，需要一整段可观的时间，这更使我们的时间感出现诡异的图像。如果用天文物理学的方式来说，那就是一旦距离够长，即使是全宇宙奔跑速度的永恒纪录保持者光子，一样得占用时间，光年便是如此一种巨大耗时的距离或说长度概念，因此，物理学家总用距离产生的时间诡计逗逗我们，现在是什么意思？我们抬头看见的静静星空是什么意思？它们还存在吗？我们看到仿佛在同一个时间平面上的星图，其实蕴藏了不可思议的时间落差，那是光子分批穿越了广漠无垠的宇宙，同时到达我们的视网膜形成的，我们眼见为信，但那却是它们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乃至于亿万年前的样子而已。像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颗发亮恒星大角星，有4.3光年之隔，如果大角星上有人和我们对话，即使讯息以光速进行，大角星人告诉你一切平安美好，意思是他在四年多前某一个可能再记不起来的日子里曾经心情还不错。

    科幻小说科幻电影从不帮我们解决此事，但我们得好心谅解这一点，因为只要一天光速仍是宇宙第一，这事就无从解决，毫无希望解决。

    好，回到地球上的台湾来。因此，通过阅读及其他讯息吸收方式，我们追逐着我们并未参与并没发生的种种过去，我们还窥知了不少我们尚无力感受而且并不一定会发生的未来。像小说写实的现代主义，原来有其特殊历史条件和时间表，发生在社会整体瓦解破碎的时刻，科层分工隔离了人的经验从而逐步丧失了共同的语言，城市的兴起遮挡住人的及远目光并把完整的自然再切割成为个人的独特视野，这种写实已失去基础、因应着单子式个人而生的新小说书写方式，系“提前”在台湾前城市的、社会整体大问题才方兴未艾的六〇年代初期就来到，因此，它很难和彼时台湾的当下经验真实衔接起来，只能局部存活在某几个特殊小说家的某些英勇实验之中（如我的老师朱西宁先生的《冶金者》、《现在几点钟》），成为某种华丽但还不怎么合用的“书写密技”，以及甚有道理的，它成为彼时台大外文系学院书写的进步大旗。学院，我们都知道，正是一处隔离于社会当下真实经验的独特封闭世界。

    六〇年代，有人会读到诸如今日世界出版社的书，开始知道环境和生态破坏的可怖现象。书上告诉我们，旅行鸽已绝种，美国图腾鸟的美丽（但愚笨）大金鹰已剩寥寥几只，人活在暗无天日的“黑乡”伯明翰相当于一天自杀般狂抽十八包香烟，蓝色多瑙河一片灰浊，泰晤士河如一条病入膏肓的盲肠，地中海则根本污染得没救了云云。而当时，台湾还云淡风轻，我们踩脚踏车去宜兰河钓溪哥、鲶鱼和长臂河虾，回家坐在满天星斗、一道乳白银河斜画过中天的天井里乘凉。

    七〇年代，我们开始关心、比较国民所得，书上告诉我们，北欧那四个小国和瑞士都是全世界最顶尖一级的最高所得国家，而且福利政策从摇篮到坟墓听起来跟天堂一样假，但更奇怪的是，那几个国家却也是自杀率最高的国家，因为书上讲，人活着没目标没意义，而且饱受“忧郁症”折磨——忧郁症我们望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