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脸，你不要太焦虑，不要想太多，要多喝水、多运动、多泡热水澡，安排个假期去散散心，早睡早起不要熬夜，不要吃太油腻不消化或辛辣刺激性的食物，而且不要怕去医院挂门诊，和专业心理医生谈谈，听他的建议并定期服药云云。

    台湾二〇〇四领导人选举之后不就是如此吗？我们把所有健康不健康、理性不理性的怀疑和不满，一托拉库地全数用所谓“选后症候群”的笼统病理学概念包裹起来，最可恶的是，它状似同情你关心你，其实是把责任丢到你个人身上——错的当然不会是整个社会，而是你自身的调适不良。

    也因此，病理化遂召引了一种更糟糕更残酷的不义，那就是它不但浇熄社会进步的可能火花，为社会当下的现状及其利益既得者护卫，它甚至被狡狯地利用，成为某种社会镇压的“软”工具。在人类历史上，早在社会学、心理学成形为一门专业学问予以概念化之前，聪明的统治者早已从实用的基础上察觉出其功能并付诸实践，以欧陆为例，至少可追溯到中世纪的神权统治之前。

    要取消人的抗议、让他的言论瓦解，最有效的方式不是费劲地驳倒他，而是刨根地、巧妙躲开道德指控地直接让他失去说话的资格。最常见的方式是想办法扒出他私人的道德错误（如金钱操守、家庭或情感云云），没有的话也可制造，通过传闻、影射并借耳语散布，但这仍需要一番细密的安排和手脚，更简单更即时性的是，宣告这个人病了疯了。

    去读读福柯有关人类疯癫历史的书，中世纪著名的“愚人船”里便盛载着一堆这样被永久取消讲话资格的人，这样的伎俩一路贯穿到今天，极权社会的统治者用它，所谓民主社会的统治者，因为直接的暴力统治工具不足，很抱歉更要用它。

    当然，面对一个匿名的、庞大的、难以找到阿基米德点使力的现代社会，病理学不失为某种抚慰，一如它系谱学中的乱世之学一般，可保护人韧性、承受力毕竟有限的心智和精神，但由一个极端直接跳到另一个极端最终只是一种怯懦的虚无，人的生命有很多正经严肃的事，值得用力去珍惜保护的东西也很多，不单单只是睡眠质量一项而已。

    从二十里见方土地中六十个人到六百万人，莫里斯传送给我们一个暧昧的信息：我们究竟适应了没？我们单纯仰靠的心智精神可塑性究竟有没有到达或超越了极限？答案极可能很无趣、很不明朗地介于有与没有之间。在如此暧昧的信息中，我最终想说的是，在心智和精神超越负荷的红灯亮起来之前，人终究有一定的能耐可装载相当的困惑、怀疑、不满乃至于哀伤沮丧，这些都可以是人“正常”的情感反应，一如契诃夫小说中那位被关入疯人病房的人所说的，我只知道上帝给了我神经，我就会感觉到寒热疼痛，上帝给了我热血，我当然会愤怒……

    这都是正常的情感，更是有意义的情感，只有这样的情感还在，才能逼出人类的创造力出来，让可能性不从世间灭绝，否则，我们的眼前大概只剩一条单行道，那就是集体的平庸和沉睡，一种被统治和管理底下的永久平庸和沉睡，该不该说，这种景象其实最接近坟场、最接近热力学第二法则所描示的世界末日图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