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可找到近似的对策和相关的智慧劝诫之语。

    近代，这样的乱世之学，因应着技术分工的大潮流，改披了专业心理学、病理学的外衣，尤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可怖创伤中正式攀上了顶峰。

    正像渥特丝这部小说中丹泽尔·华盛顿的那本专业学术著作，他书中的材料是犯罪刑案，书名却是社会学、甚至心理学的用词——犯罪不再只停留在个人违犯法律和道德规范暴行的外表层次而已，我们得深入到人与社会的结构关系中才能寻出真正的根源，取得有意义的理解；也就是说，犯罪者由加害人角色滑向“共同被害人”角色，他的暴行其实是某种病征，有程度不等的不由自主成分，可能是童年受虐或遭到性侵害的潜伏创伤，可能是遗传性的身体或心智障碍（如兔唇或弱智）无法适应社会，可能是肤色或阶级的问题饱受歧视云云，因此，他应该得到的是“医治”，而不是惩罚。

    把个人对他者或社会的不满和攻击关入专业的病理学世界之中，除了让我们得到不同的视角，还让我们多了一个道德面向。犯罪者每减少一分自主的成分，他的法律和道德责任也就相应地减低一分；如果他的自主成分完全消失，比方说心智和精神在完全受控于外在力量或因素时，他也就完全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法律道德责任了，在此一光谱上，我们旁观的人也就跟着由单纯的愤怒缓缓转向复杂的同情悲悯。

    然而，一如我们在小说、影集或电影中常见的，狡狯的律师总千方百计要以心神丧失这类理由，为他被控谋杀的委托客户逃避刑责一般（现实世界当然没这么普遍戏剧性），我们如何确定心理创伤和自由意志之间的替换和决定关系？在正义的追索和道德的悲悯中要如何判断并抉择？我们的同情在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该如何分配？诸如此类的困惑一下子迫切起来了，渥特丝小说也屡屡碰触到这个麻烦，本书中，她通过朱丽娅·罗伯茨这个角色之口，提出了典型英国传统老太太式的质疑：童年时不幸受创的人这么多，大家都安然渡过来了，何以独独他（她）一人犯下如此罪行呢？

    但我个人更关心的，不是犯罪病理化帮加害者减除责任这一端的问题，我个人真正在意的是另一端，社会本身的责任其实也在此一病理化的过程中被解除，这是较不容易察觉出来但肯定影响更深远、结果更不义的事。

    我解释一下。丹泽尔·华盛顿的书名叫，让我们想到涂尔干的社会学核心概念“失序”，这都一样，把现实社会的存在当一个前提，不去深究和质疑，它是正常的，它的秩序是该被承认遵循的，以此为基本判准，当某一个单独个人的情感、思维、言论和行为背反了这个判准，错的不会是社会本身，只能是个人，是某个人“失常”了、“失序”了，因此该接受种种料理的从不是社会，而是你这个人。

    但社会本身会不会错了呢？历史证明，它错得可多了，不仅在集体审判苏格拉底时犯错，在加尔文教派统治四下抓人凌虐烧杀时犯错，在面对哥白尼地球的确绕太阳转时犯错，在纳粹送六百万人进毒气室时犯错，在美国麦卡锡恐怖、在后九一一出兵伊拉克等等等等不胜枚举的每一页真实历史犯错；而且，不光光在这一类历史戏剧性时刻以如此戏剧性形式表现出它的狂暴和不义，即使在风和日丽的“正常”日子里，也是错误连篇不及备载的，也因此，“进步”或“文明”这一类的语言和作为才取得其意义，意谓着人类又纠正了某一部分他集体的偏见和愚昧，往较正确的路跨前了一步。

    因此，如以赛亚·伯林所指出的，社会本身的不满和冲突是有极正经严肃意义的，这其实是社会反思和创造力的最重要源头，是纠正社会、推动它向前的最重要力量。但病理化带来一个最坏的转移，它把社会健康的不满和必要的冲突解释成个人的心理调适问题、装扮出一个虚伪的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