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的、匿名的、不带独特性格的人群聚集之地；布洛克的各式纽约凶残犯罪，不是不带普遍意涵，但仍是具体而且有个别署名的，至少是纽约风格的，渥特丝笔下的犯罪尽管描述起来狂暴而丑恶，但撇开渥特丝的书写和诠释还原来看，却是寻常的、在全世界每个稍经现代文明洗礼的城镇报纸社会版一角都可找到的；布洛克的凶手是“那个人”，渥特丝的凶手却是“任何人”；布洛克在凶手追索过程中，暴露了社会和人性底层的罪恶同时，也带着救赎的意义，这个救赎缓慢、迂回、难以言喻，却在马修·斯卡德身上逐步明亮起来，也因此读小说的人会情不自禁地认同他并祝福他，如同祝福一样在城市活着并寻求希望的自己，而渥特丝追索罪案的结果，却是对罪恶存在的一再确认，只是这下子更清楚，更无法抵赖地看到罪恶的巨大无匹模样，通过它的执行者、它的代理人的脚印找到它的母体，也因此，渥特丝每一部总是破案如仪的小说，从没任何一部因凶手落网而带给读者安慰，它总是印证着一个很沮丧的古老说法，那就是知道真相比不知道真相带给人更多痛苦和绝望。

    或总的来说，布洛克写的是犯罪，渥特丝写的却是创伤。

    讲到执行的凶手只是代理人、真正的罪恶者无法逮捕定罪的问题，让我想起推理小说世界的另一部颇有意思的作品，老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大胡子波洛的退场探一案，大约三十年前台湾坊间出现过一个译本，书名是《绝响》，副题是“浦若最后探案”，浦若就是这位比利时神探的当时译名。

    这本小说，由一长串报纸标题式的列举骇人罪案开始，都是已破案且罪证确凿凶手供认不讳的，只是奇怪的是，被害人和凶手全是至亲关系，如女儿杀了父亲，弟弟宰了哥哥云云；而且更怪的是全在极短时间内、集中在不大的某地域范围地接连爆发出来，这让自诩有猎犬般罪恶嗅觉的波洛感觉不祥，决定以他仅剩的一点生命能量一探究竟。

    破案报告是在波洛病逝之后，以文字遗书的形式交给他的好友“我”，亦即海斯亭上尉，揭开的——波洛写道，凶手是X，一个不实际参与谋杀、连法律意义的共犯皆不构成的恶人，他用的是准确的、关键性那一刹那的、宛如最后一根稻草的言辞撩拨和谣言散布，叫唤出人亲密关系中通常必定积累的利益或仇恨纠结，扩大疑心，把“每个人都有的潜伏杀人意念”化为事实。波洛很快知道这个传播谋杀瘟疫的X先生是谁，但“我这辈子终于遇见一名法律完全无法定罪惩罚的凶手了”，他得另辟蹊径找寻正义果报的方法。

    但X先生仍是人，是个有名字、有生命的具体之人，愿意的话，要除灭他也并没那么难。如果X先生不再是人怎么办？如果X先生如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说是匿名的、不确定对象的，是某种社会结构、是某种生活方式、甚至就是我们自身也不自觉参与其中的无形无状、无边无际整体社会怎么办？给你一把刀一管枪你都没目标可砍可打不是吗？

    弗洛姆所说这种失去目标的、连想革命都找不到对象的现代性困境，正是渥特丝小说一再叩问、寻访并且永远时间一到两脚深陷拔不出泥淖的主题——你能奢望她笔下也是一身创伤的丹泽尔·华盛顿或茱丽亚·罗伯茨能只手帮我们找出答案带来救赎吗？

    有意义的不满和伤痕

    如果你呼唤山不来，那你就走向山。伊斯兰的智者这么教导过我们。于是，当我们无力对付整个社会、整个罪恶的巨大母体时，我们便只能转头对付我们自己，此种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自我料理方式老实说并不限定哪个特定之人想出来的，而是人面对一个无力对抗的巨大困境的不得已自救方式，是某种程度可称为自然生成的所谓“乱世之学”，你在印度半岛的佛家，在中国春秋战国兵家必争、长期扮演杀戮战场的晋楚之交那一带所孕生的老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