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鹿皮袋子里——契也拥有自己的圣山药袋，那是他念新墨西哥大学三年级时花一整个夏天采集来的，“去泰勒山和圣弗朗西斯科群峰没有问题——有路通往山顶的林务局防火哨。但想要去位于基督之血山脉的布兰卡峰和白银山脉的金星峰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比盖朝圣的那个年代，到山上的路根本没开通，他所受的考验想必一定是更加艰难严酷。”

    可以沉睡在这样美好的侯根屋之中，拥有着无价的四圣山药袋，我们该说像艾席·比盖老人这样的纳瓦霍人其实是远比我们这些看起来什么都有的现代台北人更富裕更幸福吗？我晓得会有不少珍视灵魂的人比方说孟祥森先生或我的好友小说家吴继文会在第一时间点头称是；我也坚信比盖老人的的确确比我们这些拥有更多物质却不真的有任一件珍稀的、实在的、有精神意义的、可在哪一天慎重传交子孙之物的人要满足要快乐。但我个人对这样的答案总是很犹豫的，只因为这是个令人哀伤的问题。

    一如《消失在纳瓦霍的证人》，或更正确地说，一如席勒曼这系列的所有故事，都总是哀伤的，不因为它们都是谋杀故事（这方面我们其实是快乐地期待它发生，这是我们作为推理读者的合理冷血特权），总有无辜或至少罪不至死的人倒下来，而是因为它们发生在纳瓦霍国，这个席勒曼谋杀故事的永恒现场和背景，一个异质而悲伤的地方。

    很容易注意到，在席勒曼的谋杀故事之中，往往会出现一种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人，那就是那些“外来”的纳瓦霍人，“非纳瓦霍”的纳瓦霍人，“白人”的纳瓦霍人，不管从乔·利风或吉米·契，我们总看到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警觉和同情——警觉，除了因为利风和契身为警察的职业性敏感之外，也因为纳瓦霍国奇特的透明性，在这片地广人稀却“谁都知道别人的所有事情”的土地上，任何陌生人的进入，都像石头掷入平静的湖水中一样惊扰人且涟漪不绝；同情，则是暂时还可以依靠四面围拥圣山保护的利风和契，会以纯正纳瓦霍人的价值悲悯着这样的人，因为他们或者再没有家庭和亲族，或者纵使仍有着一两个血缘族人，却完全断去了联系，只剩生物性的基因关系，如同单独一只离巢雄蜂般的绝望存在。

    我们所欣羡的那些纳瓦霍世界的非物质性富裕，跟这些人是完全无缘的，荣光之族不识得他们，“变化之女”的教诲和叮咛传不到他们耳中，圣山只是遥远无边的山脉起伏风景或必须绕行的大自然交通阻绝而已，纳瓦霍国的存在，再次还原成一方寻常的不毛大地。

    这里，丧失的不只是我们现代人或觉得可有可无的狭义宗教感而已，也不是吃饱喝足之余打嗝用的所谓精神慰藉而已，这是人和社会整体复杂绵密的必要联系，让人的生命本身变得“有效”，从而人的全部努力和忍耐才有意义，所有我们所说的道德、价值信念、责任乃至于荣誉才取得了真实的内容，这也就是印度裔小说家奈保尔在他的《世间之路》书中说的：“只有当民众更为自己真正负责时，‘背景’才有意义，因为背景中包含了秩序和价值，包含了努力以求完美。我们却并不以这样的意义为自己负责，有太多东西从我们手上被剥夺了。我们没有背景，没有过去，对我们大部分人而言，我们的过去只能追溯到祖父为止；祖父之前就一片空白。”

    他们身上的纳瓦霍成分，真正剩下的就只是一张纳瓦霍人的面容，而这不管到哪里都恰恰是异乡人的标志；另外，就是有限的纳瓦霍语言，但这是被抽去了神性、抽去了价值和一切深奥的残破语言，仅仅能使用于问路、交易等等最浮面的交谈。

    因此，与其说这样的人容易犯罪，不如说犯罪迟早总会找到他，本雅明所说：“不管往哪条路上走去总是通往犯罪。”描绘的正是这样丧失了价值、被一切秩序所排拒、并无力为自己负责的人，也就是说，犯罪已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