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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的神》——没有歧视的纳瓦霍困境
    首先,我想稍稍讲一下的是,在这部《说话的神》书中,第一个抓住我眼睛的,是那位不愿在医院死去的纳瓦霍老女人,她在亲族的扶持下坚毅地走出去,回家,为自己做了一个美丽的传统之祭,自在地迎向就等在伸手可及处的死亡。

    这唤起了我一些快想不起来的回忆。很久了,医院已然成为人们死亡的场所,或正确地说,“自然”死亡的惟一可能场所,除医院之外,死亡都是意外的、措手不及的、不应该也不幸福的,简称为横死,然而,在我小时候还住宜兰时,人们还“可以”在自己家中死去,于是这也意味着,在人类长达数百万年的“生命/死亡”历史上,医院里的死亡其实才是新鲜的、极其短期的现代现象。

    当然,死亡总是认真的悲剧,不是风花雪月的讲情调之事,死者能受到专业的临终照料也是好的,我自己也曾亲眼目睹比方说我自己父亲在医院里最终的一段时日,这其实是作为看护家人颇为普遍的经验,我说的是,那种时候,你会很清楚看出来,他已完全没有任何生命余裕在意我们这些健康无病的家人了,惟一还能唤起他一丝神智的,是照顾他的外籍看护、护士和巡房的医生,这些专职但原本是他素昧不识的人们,反倒是他最后能依赖、带给他慰藉甚至希望的人。我除了一点点素朴的寂寞之感而外(不是因为他是我父亲,而是对所有生命已走到这一刻的人),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劲,毕竟,病痛受苦的人是他,决定要跟生命拼搏到哪里不松手的也是他,而且最终要面对,如同很多人说过的,这么一趟不可能再返回的旅程的,也只能是他只身一个,他有权自己选择出发的时间,以及送行饯别的人。

    我只是多少有些微弱的感触罢了,想的仍然是“驯服死亡”这个人类亘古的老问题。如果死亡,真的像人们说的是趟远行,如今我们已不再从家中出发了,而是先到附近某家旅店住十天半个月的,然后才打包走人不是吗?

    当死亡只能在医院发生并且完成,死亡的意义便很难不是畏惧的、悲恸的、挣扎的;而且,死亡将不只在衰老沉寂的最终时刻才到来,他将回头统治我们更长的生命时光,如同台北市冬天阴郁淫雨的连绵不绝日子,不再只是窥视于一角的沉默恶魔,更不可能如本雅明讲的那样,只是日升日落生命辉煌前进行列里一个小丑般的可怜跟班,如今我们通常在四十岁左右才弯过生命折返点的时刻,便被迫进入他的黯黑王国之中,一方面和他进行长达数十年的不懈但绝望斗争,一方面如朱天心说的,持续穿梭于同侪友辈父母亲的病房和殡仪馆丧礼会场中相互壮胆围势。死亡,不再是生命之路的杳然终点,不再是纳瓦霍人说的那样,是疲惫苍老生命的休息和沉睡,而是喧嚣且无所不在、每时每刻威吓我们的专制帝王。

    D.h.劳伦斯这个怪怪的、在性爱中寻找生之欢愉以及死亡脚迹的小说家,整个人生晚年长住在美国西南这一片开阔静寂的土地上,并在此死亡,我总觉得他跟这个纳瓦霍老女人做了大致同样的事,他们自己选定了死亡时刻和出发地点,一个也许因此早到半年一年但有所补偿的生命终点,那里,看得到高远的天空还有夜里流转神秘的一天星斗,没有四面苍白的围墙囚禁人的眼睛,空气也是通畅的、无阻拦的、自由的,不掺杂药物和消毒水的味道,生命,在这里是大梦一场,很舒服的大梦一场。

    四十年来的少数民族新面貌

    这本《说话的神》是陌生的死亡,或更具体地说,一具陌生的尸体,被“抛掷”到纳瓦霍国里来,没脚迹(印第安追踪专家乔·利风仔仔细细检查了),没证件,没任何可辨识追溯身份的东西,甚至没牙齿(这点最为奇怪),这显然不会是纳瓦霍国的死亡,空旷的纳瓦霍国只是它垃圾场般的丢弃地点而已,这个死亡是遥远东岸华盛顿特区的,有着国家层次的浓郁政治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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