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时间拉长，拉长到历史学者，甚至不仁上帝的视野来看，很多东西也许是残酷的，残酷到儿童不宜，很多比纳瓦霍（以及我们原住民）更丰饶、更富想像力的民族、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都已倒了下来，或被吞噬于某个不见得更睿智的强势文化之中，这是任谁都熟知到已不会为之悲伤的事实。在这个颇令人难受的历史大前提之下，如果契选择离开纳瓦霍国成为联邦探员，如果倒过来另一个吉娃丝·阿丽想成为主流社会成功成名的昔日金素梅，这于是也合理到任谁都不该皱下眉头的，毕竟，这正是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可让渡的、追寻自我幸福美好生活的所谓天赋权力，如美国《独立宣言》和往后一堆历史不朽文献所明白揭橥的。

    因此，保卫另一种文化、另一种生活方式，是价值和信念之事，也是极其现实之事，或更正确地说，我们必须为此价值信念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这其实是做得到的，用百分之百的整体社会支持一个才百分之二的少数民族、少数族群，是意愿的问题，而不是能力的问题不是吗？

    今天，主流的资本主义社会其实远比那些麻木不仁的人想的有弹性有包容可能，尤其一个堪称富裕的主流社会，这半世纪以来美国黑人民权成功的例子，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个主流社会肯放弃偏见，提供机会，很多异质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是能显现其力量的，是可能找到其表现活力而活生生发展下去的。

    六〇年代末，金博士那一场“我有一个梦”的廿万人大游行，成功地震慑了美国社会并促成主流社会的大转向，但今天我总有个时空错置的异想，如果那一场游行阵容，若还有后来的迈克尔·乔丹、“魔术师”约翰逊，有丹泽尔·华盛顿和威尔·史密斯，甚至有鲍尔这样的人，那将是多华丽而且具说明力量的展示，也因此，在二〇〇四年台湾高金素梅所领导的原住民出草抗议阵容中，如果和她牵手走向凯达格兰大道的，还有曹锦辉、阳建福、黄忠义、张泰山、阿妹、张震岳等人，那又将是何等光景？

    如果社会已真实证明，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一员，作为一个原住民，是有希望的，不必掩饰自己的身份，那它将有力量和残酷的历史一搏而不见得会输的。

    我不认为这是异想天开，我也从不认为历史有什么必然性，太多的历史结果，不过是人的懦怯和错误所造成的结果而已，否则，进步还有什么实质意义呢？人，包括人的自由、自主和能动性，还有什么实质意义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