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能不想到为了维护理性的至善、不惜把诗人全逐出理想国的严厉柏拉图，乃至于从西奈山举着石碑下来、命令以色列“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贪恋人的妻子……”的先知摩西——差别只在于范达因的条文数量是摩西的整整两倍，是推理小说“两倍的十诫”。

    《圣经·旧约》中有个巴别塔故事，记在《创世记》第十一章：话说诺亚之后，亚伯拉罕之前，人们在示拿地的平原烧砖做石，取漆为泥，打算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这个骄傲的大志震动了天上的耶和华，于是耶和华变乱了人的口音，让世人言语不通，遂令城塔的建造不成——巴别，意思正是变乱。

    总而言之，推理作家，对他们而言，比较像一种“身份”而非职业，这构成了早期古典推理小说的某种图像：一群原就聪明骄傲的人行有余力所开的玩笑和偷偷摸摸的嗜好。正因为只是玩笑和嗜好，遂令这一支小说打一开始就烙上更骄傲的印记。

    当这么多神探皆拥有如此清晰的公约数时，我们几乎可以大胆断言，这一定相当程度反映了写作者的某种真相。

    为什么这种业余气息可让作品更骄傲呢？答案很简单：因为本来就没打算以此维生，所以不必太迁就那些才智愚庸不等的看书之人，只需遵奉写作者本人内心的理性召唤，把小说弄得愈诡谲愈好——这情况，差不多到四〇年代才逆转过来。

    我们不难发现，古典推理的神探的确多是“坐<strike>ｈtｔｐ://rike>看台观赏比赛的闲适观众”，他们通常颇看不起形而下的体力劳动，即使大驾光临命案现场找线索，也是用“心”来洞视，而少见挥汗如雨地满地爬来爬去找蛛丝马迹，顶好，是有一名猎犬式的助手人物，会忠诚地把各种错综复杂的线索给衔回来，好让这名四体不勤、独独脑袋瓜子异样发达的聪明人可眼睛一闭、背部往安乐椅一靠，在香烟（思考的象征和奶嘴）氤氲中发动他的“灰色小细胞”来想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