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不可的事，则是他的了不起短篇。和思考机器这名字的来源如出一辙，这事没有犯罪没有人死，一样来自凡杜森的大话一句，他断言科学和逻辑没做不到的事，包括从严密无缝的死刑牢房脱身，于是，他身旁那堆有能力动用各种社会公共资源的无聊友人便又打了一个赌，真的就把思考机器送进了13号死牢之中看他怎么插翅飞出来。当然，因吹牛而入狱的思考机器没忘记交代他的管家，一星期后的这个时间备好晚餐，等他回来招待在场诸人。

    还有，除了体型长相配合他思考机器这名字之外，杰克·福翠尔亦在他性格上下工夫——凡杜森教授全身几乎只容一种情绪存在，那就是不耐烦，讲任何话都带着一股“你怎么这么笨”的无名火，我相信，这不是额外的性格点缀来增添文学书写的风情，而是和他长相同样的一体成型设计。凡杜森的坏脾气其实不是针对特定的谁，而是整个开向不认识逻辑真理的芜杂紊乱世界，这样的坏脾气，人类真实历史上最明白的例子是卡尔·马克思，须发怒张的马克思不是个讲温情讲人道的人，资本主义的罪恶剥削对他而言只是历史阶段的必然甚至是必要，这事没生气悲愤的余地，马克思生气，是人不认清在他看来那么明显的历史规律和程序，他不恨人坏，他恨人笨。

    这么快就把安乐椅神探的概念推到究极，推到只剩一个大脑子，我想，这既是令人啧啧称奇的惊喜，从另一面来说，尤其是从有为者亦若是的书写层面来看，也是很令人沮丧的事。当然，这种“可惜我生得太晚”的感慨我们并不陌生，在面对很多先代的美好事物时总一而再再而三地油然而生，是我们人的基本处境之一，因此我们在感慨系之的同时也早就习惯了，不真的会激烈到像昔日的大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一般。这个几乎是病态的冷血马其顿英雄，据说每看到他父亲又打下一块土地便焦急不已，生怕在他登基统军之前，偌大地球再没他可征服之地了，果然，日后他把握最有限的生命时间，一路不回头地挺进到东方的印度河畔，不像个庞大帝国的野心缔造者，倒像个不可抑止的疯子探险家。

    从理性难题开始<\h3>

    因此，有点吊诡的，思考机器的早早出现，反而是说明书中思考机器对科学和逻辑无所不能的制式诡辩其实是错的。思考机器，一如到十八世纪就差不多绝种的纯科学主义者，总把科学的无限能耐诉诸未来，认为这是一道不断持续增强而且永无止境的无限宽广之路，现在做不到的，假以时日悉数可能，然而，历史经验的判决告诉我们的却非如此，事物的发展会走到极限，而且如招式用老，撞上生物学者所说的演化“右墙”，还往往比我们想像的来得早。

    其实，细心的推理读者，尤其是追逐精纯理性、思考机器这个路数的推理读者，很容易悲伤地发现，太快撞上演化右墙的，不仅仅是安乐椅神探此一概念而已，而一并包括整个精纯理性的第一波推理小说书写，它很快就被写完了。

    这篇没人犯罪没人死的精妙短篇，给了我们很好的线索，它再清晰不过地向我们揭示，最原初的推理小说核心，并不是谋杀，而是“难题”——太阳底下，地球之上，人杀人这种生物界最激烈最频繁的同类相残之事天天发生时时发生，我们看看报喟叹两声就结束了，如昨日的报纸包明天的鱼，除非它戏剧性地悬而未决，而且，同时还除非它显示着某些可思考的蛛丝马迹。因此，问题的真正关键不在于有人杀有人死，而在于谋杀之中所携带而来的谜样难题，是这个东西抓住了我们，招引我们挑衅我们，让我们不只以自然发生的情感相待，而是煞有介事且费力地动用到理性思考，是这样，才让推理小说从一般新闻报道中冲决而出，如昔日雅典娜击破她父亲宙斯的额头呐喊而生。

    可想而知，难题并不总是藏身在谋杀案件之中，它也可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