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密特小说，这个带着粗皮硬壳、还洒着血水和肉屑的词偷偷地扩张了它的隐喻，丰硕了它的意指，它不再限于特殊时刻那两道特殊黑街、也不再只黏附在出拳挨拳、开枪挨枪这么简单的动作上。尽管汉密特笔下，不管山姆·史贝德或大陆侦探社无名探员，依然是特异性格且特立独行之人，也不多说多想，但整个小说的视野巧妙地打开来，从死角般的黑街延伸成一整个残酷世界，所有活着的人置身其中，这个词于是有了普遍性、有了哲学深度，隐隐约约召唤着、描述着、乃至于指控着一个任何人无法遁逃无法回避、只能硬起来和它周旋的巨大不仁世界。

    还得有多少条人命被夺走才够？才能让我们惊觉的确有太多太多人无言死了？

    我们先把问题弄小一点，弄到一般人的经验世界来。我们每个人都被命了名，或者因为不幸当了父母或爷爷奶奶还帮人命过名，只是想想，面对着这样才本能的只会哭和吃、世界如同他眼睛般什么也没有的小儿幼兽，你如果龟毛一些、神经质一些该怎么办？你当然没那能耐预言他的未来，泅泳入根本就还没发生、在你眼前奔流而去的时间大河中让一切一切水落石出，准确是绝无可能的，你能做的只能是期盼和祝福——多年以后，叫美丽的结果长来抱歉，叫聪明的关补习班里重考两年，叫信义的因为诈欺或假发票报账入狱服刑，我们看到这样的社会新闻或听到这样的街语巷谈连感觉都没有，因为我们内心里其实知道，命名抵抗不了时间，遑论宰制，它的意志总是落空或甚至被时间大神嘲笑，但它其实可以作为某种容器来装填内容。时间不仁，惟通常眷顾谦逊的人。

    是以，愈到后来，刘·阿切尔的必要配备愈简单，他不需要带枪（要打谁或说打什么呢？），他甚至除了某种方便某种让别人可以接受、可以交代、可以辨识并放心而外，也并不真正需要他的私家侦探社及其执照身份（所以我们就理解何以日后纽约的马修·斯卡德连这个都不要了，这是个合理的演化）；他逐渐成为一个愈来愈纯粹的询问者，大部分他口中说出的话都是以问号收尾的；而问话是为着倾听，是为着海绵般静静吸收他者的记忆和心事、他者的故事——从询问者到倾听者，阿切尔由此成为站在犯罪世界十字街口上的苏格拉底，而且还比其实自己常胸有定见逼人掉进语言陷阱的苏格拉底更纯粹，更少用语言技巧和雄辩架势。

    正是在如斯的洞察之下，罗斯·麦唐诺找出了hard-boiled的真正书写潜力及其未来宽广之路。是的，不是黑话怎么讲得更溜，狠话放得更狠，拔枪更快挥拳更猛血敢让它更流个没完，这样下去不仅马上就到尽头，而且还会非常非常难看，满地都是那种打死了又爬起来的大超人。罗斯·麦唐诺不像写《邮差总按两遍铃》《双重赔偿》的凯恩（一位非常非常精彩的书写者）只在hard-boiled大河里取自己要的那一瓢，他正面接下整个hard-boiled的衣钵，头顶上压着两大巨人，老实说很少人像他书写处境这么艰难的，写出什么马上就被拿来比一下汉密特怎么样、钱德勒怎么样，他得用一部一部小说继承并重新开展、重新诠释hard-boiled书写，还要让它钉住现实里不断变动、不断改换敌意形式和强度的新世界。这个工作他毫不懈怠地做了将近四十年。

    一个人活过多少年才得着自由？

    正义可以而且常常被刻意假扮，不只这样，更加困难的是，不需假货充数，它自己本身就总是混淆的、矛盾的、不干不净的，正义不仅仅是和不正义的东西像某种化合物般结合在一起，要命的是，这个正义和那个正义还会彼此叫嚣拮抗，在这样一个所谓诸神冲突的讨厌世界里。

    一个男人必须走完多少路才能称得上是个男人？

    命名，是一件人们愈想愈事关重大、也愈想愈危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