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一不小心就害人，如果我们因此激动起来当下就递辞呈回家的话，如果我们辅导中老年失业人口的官方机构以为这可以仿效炮制的话。

    残缺的新宗教普通小说，比方讲作者名字是屠格涅夫或者索尔·贝娄云云，我们也许仍得提着心担忧他受苦、狂乱甚至最终步向毁灭，但那将是全然不同而且难以逆料的另一道严酷旅程不是吗？

    我们究竟是怎么蜿蜿蜒蜒一路走到这样的时代来呢？这是个一言难尽但其实很值得好好追索的大哉问题。用博尔赫斯的话来说，这是“一系列数不清原因的结果和一系列数不清结果的原因”；本雅明则会讲“这是一个在长时段中发生的程序。如果我们只把它当作‘倾颓时代的征兆’，甚至是‘现代性倾颓’的征兆，那就犯了大错，这毋宁是一个具有数世纪历史的力量所形成的现象。”这里，我们只尝试其中一个重要视角，那就是宗教信仰。

    狄雷尼式的探案，也就是说，打开始就有着这样的两头蛇合成方式——警察系统+私家侦探。两个位置，两种视角以及途径。

    宗教信仰也许并非必要，问题是人自身的这些情感、梦想和意义必须交代，对生命和死亡的意识必须确认，宗教不过是简便、人人可行的对应之道而已。很长一段时日，人们曾乐观地相信，科学可以填补这个空白，国家、民族或革命献身也可能取而代之云云，然而，这些东西都太巨大了，又得有特殊历史条件和自身的思维准备配合才行，很难普及，更难恢恢乎进入到具体日常行为的缝隙之中。

    这位光头仁兄，若早些年来看，我们生活于台湾的人可能觉得新奇，甚至觉得不解，就像我们曾认定，除非在监狱、军队和高中以下的学校这些逼不得已的地方，但凡还长得出头发的人都不会把头发剃光一样，光头不像今天也是一种发型，而是某种印记。然而事隔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对此人却熟悉到如在眼前，几乎可完全猜到接下来书写者会怎么描述他，告诉我们他平日以及接下来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孤独的男子近健身房式镜子的回头入侵，或者说，是我们在家居性的功能使用过程，逐渐渗透、异化成那另一种镜子，殊途但是同归。

    这部厚实的小说写于二十世纪七〇年代初期的纽约，作家是劳伦斯·山德斯，他正像我们一再说的，五十岁才由不相干的科学性杂志编辑跳入犯罪推理小说的书写世界，之后赶进度般以每年一部的高速，直冲到一九九八年去世为止。

    而我们也很容易想到，没有上帝也就没有禁令，因此，死亡的界线又是比较容易跨越的，不管这个死亡的样态是单纯的自杀，或者各种曲折乖戾的、利用到无辜他者死亡的自毁，如这位恶魔之针上的男子。

    仿佛又返祖到古希腊、甚至是古昔初民社会的所谓“神圣疾病”去，因此，今天的心理学者提醒我们，有必要以观看来替代倾听，主要还是看他做了什么，而不是不假思索地顺着他一厢情愿的语言逻辑走。语言往往只是生命本身遭到挫折的狂暴流窜而已，是病征，而不是发见。

    时至近代，又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加了进来，那就是富裕。马克思相信的是一幅自由的、田园牧歌似的图像，但今天我们晓得，在绝大多数人身上，毋宁比较接近这本小说中光头男子的虚无模样，他有人人艳羡的高薪工作，而且每天动动两根手指头就足以应付职场的要求，他再没有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那件“生命中总有一件主要的事”可做，曾经，因为人挣扎求生，因饥饿、贫穷和疲累而隐伏下去、消音下去的那处生命空白，随着人吃饱喝足的解放猛爆开来。

    山德斯的犯罪侦探小说生于这样时日的这样地点，而他小说所关注（或说利用）的正正是所谓有钱有名有闲阶层的犯罪。

    这是汉娜·阿伦特的精彩话语，一个带点冷酷的清醒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