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思忖：那些年轻的妻子们还在吗？她们被迫暗中勇敢地与神经衰弱作着顽强的斗争。

    还有暗传着、极其隐蔽地暗传着的一则传闻。有一位姑娘，偶然发现她的病历上写着“骨髓性白血病”，她因而自缢。我每次听到这种谈论时，就为我们的国家不笃信基督教而庆幸。这位不幸的姑娘之所以走上自杀的道路，正是这种罪孽迫使的吧。我觉得这几乎是她唯一的自救的途径。幸存下来的我们，谁也不能对她的自杀加以道德的非难。我们只是具有以贫乏的心态揣度至今仍未自杀的人们的自由。这虽是个人的反省，作为一个日本人的我，如果得了癌症，我也不会有什么罪孽感或下地狱的不安，也有可能成为一个自缢而死的典型。至少，我是否具有能够制止别人的自杀的资格这点，我不能不经常怀疑。我简直要被疯狂得疲惫的霉菌吞噬掉。而且像这样的我，在广岛仍未自杀的人们面前，我发现他们根深蒂固地具有彻底的人类的道德感，于是我的勇气便恢复了。根本不必考虑，在这个核武器的时代（在１９６４年９月第三周的报纸上我写的一条政治丑闻，赫鲁晓夫宣称拥有“灭绝人类的恐怖手段”，耸人听闻地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几天后，又写了《可怕的新式武器》，它被订正为复数形式的新式武器的说法。不管这两种说法之间，差别是多么大，结果两者都使我无法摆脱武器仍是主宰我们时代的神灵的印象。）尽管如此，仍未自杀的人们的道德，难道不应当是我们所有的人的普遍的道德吗？

    还有一位自杀者，他是广岛市郊的慈善机构的老人。他留下原子弹受害者手册，在濑户内海从轮渡上投海自杀了。不必指出原子病的任何症状，至少在客观上，老人是没有受到原子辐射伤害的。可是，由原子弹爆炸而引起的毒害确实已经蔓延到老人的内心深处了。他处于应称之为原子病神经官能症的精神状态。而且，在广岛度过孤独的晚年的人们，把患原子病神经官能症视为异常。那种健康的正常的状态在我身上是不存在的。

    几年前的原子弹爆炸纪念日期间，《中国新闻》上刊发了特辑《广岛的证词》，报道一位老人陷入了比自杀更为不幸的深渊。当新闻记者去访问这位老人时，他已是８７岁高龄了。３年前，他的孙子因患原子病而死，老人因此发疯，直到如今。年轻人父母双亡，是老人独自把他拉扯大的。年轻人上了东京的大学，由于经济困窘而中途退学，回到了广岛。不久，就在原子病医院里被折磨死了。老人再也不用往东京给孙子汇款了。年轻人不得不找个事做，然而他的身体再也干不下去了。回到广岛以后，他总是疲惫不堪，就只能躺着。随后年轻人感到视力衰退，医生发现他不仅眼睛，而且肾脏也受到损害，白血球也在减少。不久，年轻人因眼底出血而失明，一个月以后，据报载，他开始吐血，一直哭着叫着，折腾着，接着又突然安静下来。他说他“太寂寞了，太寂寞了！”随后就“啊——啊——”地抽抽嗒嗒地哭了三遍，于是就停止了呼吸。这样的死，是多么残酷啊！

    在年轻人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老人呆呆地坐在佛坛前沉默不语，就这样度日。后来又突然对死去的孙子唠叨开了，就再也不肯沉默下去了。“你说，你连十元钱都没有。那时你想，你该多么可怜呀，隆儿！”老人就这样回忆着年轻人的景况。他说的话总是与金钱有关，都是因穷困而十分悲惨的回忆。“你说你要卖自行车，爷爷也不生气，说卖就卖了，隆儿，谅是为了那个钱，该是多么可怜呀！”死去的年轻人，对老人来说，到他自己辞世为止（而且对发疯的老人来说，是永远不会再回来的了）因穷困而引起的悲惨的回忆一直让老人感到忧伤。大概这位老人的内心里，那种持续不断的悔恨，根本无法排除，终于真的走向可怜的绝路的吧。在他很单纯的意识当中，他总觉得性格内向的年轻人，在死亡的黯淡的旷野里伫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