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把无法卖掉的自行车放在一旁，依然连十元钱都拿不起，使人感到他的性格很内向。而他自己则是一位禁止年轻人卖自行车，老是在那里蛮不讲理地大发雷霆的倔老人。

    老人对新闻记者这样说过：“隆儿嘛，怎么死在我前头了？爷爷来了呀！这不是幻觉呀！事到如今，遭受原子弹轰炸，又有什么办法呢！东条要早点死了该多好，隆儿也不会死的呀！隆儿的死就是那么回事。给爷爷打来电话，就说现在连十元钱也没有了，而且从房檐上滑倒了……。”新闻记者已经跟不上老人讲话的思路，老人又回到了他与死去的年轻人的对话的情境中去：“当你说要卖自行车时……”

    看见了外人——新闻记者，发疯的老人的意识又转向现实世界。尽管时间极短，而老人的言谈方式，他在众人面前，表述自己志向的演说家的风格引起了我的关注。老人在战争期间，曾经是粮秣厂的工长。老人一生始终没有向别人讲述自己志向的机会。他觉得在与自己刚刚死去的孙儿的“交流”后，该对别人讲讲了，就这样，坚定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桩心愿。于是他掌握了演讲的技巧，并在意识当中牢牢地固定下来。“事到如今原子弹轰炸，又有什么办法呀！东条要早些死了该多好，隆儿也不会死呀！”

    “风格就是人”嘛！我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在一个人的生命旅程中，即使是几秒钟就讲完的演说，没有演说的技巧也无法表现那种恳切的心愿。老人的演说的确打动了我们的心。在这样一个崇尚空谈的时代里，比那再长，再豪壮的演说，也有如耳畔清风，而我对这仅仅几句的演讲却永远难以忘怀。

    这年夏天，我在广岛向几个人打听这位老人后来的消息。有的说老人已经死了，有的说他还是没完没了地讲着死去的年轻人和穷困得十分可怜的故事。在广岛，关于人的生死问题的议论，简直是不胫而走。同样，在《广岛的证词》里我读到一则报道，说的是一位韩国的老妇人由于原子弹轰炸失去了５个孩子，她自己胸部以上以及两只胳臂又都严重烧伤。她住在一处破旧的板房里，挂着日本圣洁教团广岛韩国人基督会的牌子。街上的孩子们都叫她“朝鲜老疯婆子”。她曾经绝望过，她诅咒扔原子弹的美国，憎恨挑起战争的日本。“那时如果不是受着神仙的保佑，那么我也会自杀或发疯的。”她很贫穷，但有信仰，主持着一个小小的教会，过着平常的生活。“到如今我既不恨美国，也不恨日本了。虽说因战争成了残废，但我作为一个韩国人，在日本生活上受到保护，想对日本人表示歉意。我根本不管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作为失去了５个孩子的母亲，我只想向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控诉！”

    我去找这位异常宽厚的韩国老妇人。作为教会会址的临时木板房，坐落在楠木町四丁目附近。我在天满川河边转来转去，发现大部分木板房都已拆除，推土机在转动，仅剩的一间木板房，成了废品回收站。忍受不了暑热的人们都一丝不挂地睡着午觉。我胡乱地踩着茂密的夏草，徒然而返。附近的人们，谁也不晓得这位信奉基督教的韩国老妇人的音讯了。

    我缅怀着这位有着基督教灵魂的韩国老妇人，顺便也想记述一位同一民族的少年在原子弹轰炸后的广岛留下的行动轨迹。这位少年像一阵风一样，来无影，去无踪。直到今天，被他救助的一位日本姑娘当然更无人知晓。这个插曲引自桥本国惠君的手记。原子弹爆炸时，他距离爆炸中心一点七公里，当时他３０岁。

    “第三天傍晚，太阳还很高，火辣辣地晒着大地，那灼热的程度简直令人怨恨。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突然跑了过来瞧着我，‘在供神的地方，建成了救护所，你去吗？’从说话口音生硬、不利落这点，马上就知道是朝鲜的孩子。如果超越民族的偏见，以无罪民族的一颗真诚的心来看的话，那么你就不能不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