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九岁那年，父亲正式交出了家庭“外交”的权力。

    九年的时光里，娘接连又生下了“四个蛋儿”：铁蛋、狗蛋、瓜蛋、孬蛋。

    娘说，都是吃货，一群嗷嗷叫的嘴。

    那时，家里的日子日见困顿。有一段，为了顾住这众多的嘴，父亲曾经偷偷摸摸地重操旧业，担着挑子，手里摇着“拨浪鼓”，干起了“糟头发换针”的勾当。父亲的挑子里藏着一个玻璃瓶子，那是他的“宝瓶”，那瓶子里装着花花绿绿的糖豆，他就是用那些糖豆去勾人的。可他总共干了没有几次，就被镇上“市管会”的人捉住了。被捉住的那一天，父亲身上被人刷上了糨糊，身前身后都贴着墨写的大字：“投机倒把分子！”尔后又拉他到四乡里去游街……从此，父亲再也做不起人了。

    那时候，所谓的“外交”，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除了应时应卯地到队里开会、分莱、分粮食之外，也就是亲戚间的相互来往。按平原上的俗话说，就是“串亲戚”。在平原的乡野，“串亲戚”是一种纯民间的交际方式，是乡村文化生活的集中体现，那也是生活状况的夸耀和展示。生娃要展示，娶亲要展示，死人也要展示。在这里，一年一度的“会”是要赶的；婚丧嫁娶，是要“问”的；还有一些民间的节日，也是要“走”的。

    早些年，代表一个家庭出外“行走”自然是父亲。那时候，父亲总是穿着他那件干净些的褂子，手里寡寡地提着一匣点心，有点落寞地行走在乡间的土路上。父亲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他知道他的“脸面”就提在他的手上。所以，临出门的时候，他嘴里总要嘟囔几句：“就一匣。”娘总是还他一句：“还能提几匣？你老有？“于是，父亲就不再吭声了。尔后，郁郁地走出门去。

    说起来，在村子以外，他们家的亲戚并不算多，经常来往的，也只有三四家。两个姨家，一个姑家，一个叔家，那叔叔还是“表”的，算是父亲早年的一个朋友。就这么三四家亲戚，父亲“串”起来，还是觉得吃力。就提那么一匣点心，他的“脸面”实在是太薄了，薄得他站不到人前。终于有一大，四月初八，该去大姨家赶会的时候，刚刚游过街的父亲实在是羞于出门，他抬头看了看房梁，迟疑了片刻，说：“钢蛋，你去，你去吧。”

    梁头上只剩下一匣点心了。

    那时，在平原的乡村，那一匣一匣的点心，并不是让人吃的，人们也舍不得吃，那是专门用来串亲戚的。谁家要是来了亲戚，不管是提了几匣点心，都要挂起来，就挂在屋里的房梁上，等下一次串亲戚的时候再用。在这里，人们甚至不大看重点心的质量，他们更为看重的，却是那装点心的匣子。那匣子是黄色的马粪纸做的，上边盖有一个长方形的纸盖，盖上有封贴，是那种画了红色吉祥图案的贴子。这样的纸匣子，挂的时间一长，很容易被点心上油浸污了。所以，讲究些的人家，会把匣里的点心拿出来，另外用油纸包了，而只把那空了的匣子挂起来，等到来日串亲戚的时候再重新衬封装匣，就像新买的一样。在房梁上，挂了多少点心匣子，那实在是一种体面的象征啊。

    九岁，头一次代表家人出门“交际”，他是很兴奋的。娘说：“洗洗脚，穿上鞋。”他平时是不大穿鞋的，那天他穿上了鞋。鞋是娘手工做的，穿在脚上有点夹，夹就夹吧。尔后，父亲小心翼翼地把那匣点心从房梁上取下来，吹了吹落在上边的灰尘，递到了他的手里。父亲摸了摸他的头，说：“去吧。”

    临出家门的时候，他发现他的三个弟弟：铁蛋，狗蛋，瓜蛋，嘴里衔着指头，正默默地望着他，那眼神儿个个泛绿（那时孬蛋更小，孬蛋还在娘怀里吃奶呢）。他觉得自己突然间就长大了，回身拍了拍弟弟们的脑壳，说：“听话。”

    可是，当他走上村路的时候，那无形的屈辱一下子就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