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大学前的夏天，我上了成功岭，受偷鸡摸狗的军事训练一个月。

    在成功岭我收到了我两个网民叶恩瑄与沈姐姐的来信，告诉我沈佳仪听到我的告白后，似乎是蛮开心的。这消息大大鼓舞了我。

    在汗臭味四溢的军队里，我理所当然写了上万字的信给沈佳仪，每一封信的最后都强调同一件事：上了大学，在选择其它男孩之前，多看我几眼。我很好，错过了就不会再遇到的那种好。希望她知道。

    站在大通铺门口当卫兵，百般寂寥的我，又为沈佳仪写下了一首歌。

    “果然，到了大学才是决胜负的开始。”我苦笑，反复记诵着旋律。

    晃着三分平头下成功岭，带着一大叠沈佳仪的回信，我来到于新竹的交大。沈佳仪则进了国立台北师范学院，准备以后当国小老师。

    台北与新竹的距离不算远，但怎么说都是个障碍。

    说说我情敌们座落的位置吧。

    很喜欢沈佳仪的诗人谢孟学考上北医牙医系，距离沈佳仪最近，如果常约会的话难保不会将我击沉。爱搞笑的廖英宏、大而化之的杨泽于、低调行事的杜信贤，则不约而同考上台中的逢甲大学。劲敌阿和也考到台中的学校，驻守东海大学企管系。

    不是情敌的部分，跟我同一天生的李丰民也念了逢甲，赖彦翔读了辅大，许博淳则因为太常打手枪考不好，跟曹国胜一起到重考班窝了一年。

    进入了大学，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在那名为大学的新世界里，没有人逼着我念书，也不存在太明确的念书目的（当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种目的不需要靠念书就可以达成吧！），我就这么开始了松散悠闲的大学步调。

    我跟室友加入了“对方辩友来、对方辩友去”的辩论社，想训练自己的思考速度跟精致度，却只在新生杯里拿下第三名。后来因为特殊原因，我养成了常常在辩论社社窝睡觉的怪习惯。

    大一我还没有机车代步，几乎在图书馆里度过我没有课的寂寥时光。我在图书馆里不断借阅电影录像带，在小小的格子桌上呆呆看完包罗万象的电影，尤其是日本人拍的一堆主题混乱的烂片，我都恍恍惚惚看个干净。

    比起彰化文化中心小不拉机的藏书，交大图书馆架上的书目类型，也让我大吃一惊，越是胡说八道的东西我越爱看，什么青海无上师的布道内容、中国刑罚大观、倪匡的劳改日志、外星人强奸母牛，我全部照单硬食。

    大一一整年我显然累积了丰沛的、可供创作的杂学基础。

    而我跟沈佳仪，也开始在宿舍通电话。

    “真的有想我吗？”

    “想，超想的。”

    “那你什么时候回彰化？我们一起去看周淑真老师。”

    “就这个礼拜？”

    “到时候你来火车站载我啰？”

    “那有什么问题。”

    是的，就是这么暧昧。即使没有办法更进一步，我也乐在其中。

    有人说恋爱最美的时期，就是暧昧不清的阶段。

    彼此探询对方的呼吸，小心翼翼辨别对方释出的心意，戒慎恐惧给予响应。每一个小动作似乎都有意义，也开始被赋予意义。

    走在一起时，男生开始留心女孩是不是走在安全的内侧，女生则无法忽略男生僵硬的摆手，是不是正在酝酿牵起自己的勇气。

    女生迷上恋爱心理测验，男生开始懂得吃饭时先帮女生拆免洗筷的塑料套。

    一切一切，不只是因为自己想“表现得好”，更是因为自己的心里出现一个位置，独属于地球上另一个人——那一个人。这种机率大约是，五十七亿分之一。

    但我的王牌线人，显然有另外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