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们的战争与生活体验写成手记。这一提案，是由抚顺战犯管理所中一部分朋友在1955年末提出来的。

    抚顺的管理所内部，加上病房共有七栋房子。每一栋编一个号，分别称为“一所”、“二所”……每个“所”分别有8—16间牢房。当时，所内各牢房可以自由往来，而各所之间的来往则有一定限制。

    学习、文化活动、体育活动等都是以所为单位经过协商共同组织的。所以，学习进度、生活制度等，各所是有区别的。

    抚顺和太原的战犯管理所共收容了1062名战犯。他们过去分别从事过军人、警察官、地方官吏、特务等各种工作。年龄、性格、健康、容貌等都有各自的特征，出生地、环境、文化程度也千差万别；他们在军队或机关中的地位，高到将军，低到二等兵，相差悬殊。论宗教，有基督教徒，也有法华宗佛教徒，由此来看，他们的人生观也是不同的。对禁欲生活的不满，对亲人和家属的深厚的爱，旧的国家观念与天理人情，对战争的责任与罪恶的认识，对生与死的看法，以及思想观点、劳动观点等等都有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分歧。这种种分歧，都是很大的不利条件，他们对各种问题的看法，那是千人千种啊！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战后世界形势，一方面了解到祖国日本的情况，终于认识到，现在是我们向中国人民政府承认自己在战争中的罪行的时候了。

    在这一时期，我们打破了以所为单位的生活习惯。经上级批准，我们设立了有权自主安排全管理所的学习、生活、文化、体育等各种活动的学习委员会。这件事，使我们无比欢欣，对我们树立前进的信心也是很大的鼓励。

    写手记，就是在这种环境、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发展起来的。

    经过长期的反省生活，我们从各种意义上增加了对战争的认识的深刻性。把当时的真实心情与行动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换言之，就是把自己从那置人于黑暗的法西斯主义侵略战争桎梏下解放出来，可以说，这正是我们这些失掉人性的战争罪犯提高觉悟的结果。

    作为一名战犯，我们的责任就是在人民的审判面前认罪，不加掩饰地把我们的真实思想写出来，让世界人民得到一定的教益，这是对和平的多多少少的一点贡献。那时，根据我们的罪行，即使判为死刑，我们也可以瞑目了。

    就这样，写手记这件事，扩展到全管理所范围内。

    不管怎么说，从念完小学以后，我们连信都很少写，写起文章来，那就更没有经验。

    动笔一写，就感到困难重重。即使最先写出文章的人，也感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一，这些体验，是只要回忆起来就要浑身发抖的极为可怕的东西，如果让亲人们看到了当作话题来谈论，那是很可耻的事情啊！

    第二，这些文章，如果发表出去，在日本的家属就可能受到牵累，我们对此也是有顾虑的。

    在表现手法上，也有问题。有的文章，把人写成了没有思想、没有血肉、没有感情的人；有的文章，为了形容无比凶残的日本兵，写起来，感情一激动，狼、虎、狮子、猴子、饿狗、野猫、蛇、青鬼、红鬼等等都上来了，简直写成了动物园。

    一写起来，心里的痛苦是难以忍耐的。有时，气愤得扔下笔，哀叹自己竟亲身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哀叹军国主义毒害的根深蒂固，不知不觉地，自己竟变成这样没心没肺，麻木不仁的人了。

    手记里记录的，都是日本人，也是人类的耻辱。写这些，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我们几次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努力打消心里的顾虑的确是这样的。

    可是，我们过去不正是把这种凶恶无情的行为称之为“圣战”吗！当时的情景，我们现在还记得清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