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据的白杨寺村摧毁。

    白杨寺村地处险峻山区的腹地，村外修筑了坚固的阵地，是中国军队的一个重要据点，成为我们的心腹之患。

    这次战役，我们的野战重炮也参加了。我们连的任务是狙击中国军队的增援部队。

    天刚亮时，白杨寺中国军队阵地就遭到我军重炮的集中轰击，眼看着中国军队阵地被摧毁之后，我军官兵便进入村庄，村子里没来得及逃跑的老弱病残，就成为我军杀戮的对象。这场大屠杀，杀了150多人，抢光了他们的东西，烧光了他们的房屋。

    应当说，这是南京大屠杀的一个缩影。

    其实，有什么理由把村庄里的普通老百姓赶尽杀绝呢？可是，凡是日军所到之处，都是奉行这种“三光”政策的。

    当冲绳战役快要结束时，我们师被编入关东军。战败以后，我作为战俘被送到前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卡拉于达煤矿当了5年矿工。

    在此期间，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1950年7月，我们969名战犯在中苏边境的绥芬河被引渡给中国，两天后，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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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绥芬河被引渡时，我心想，这下子可完了！无论如何，也回不了家啦！于是，便陷入了破罐子破摔的绝望状态中。我们这些战犯，哪有一个人的手上没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呀！

    可是，那年夏天，当我们从苏联的货车车厢里出来，被领到中国的列车——旧满铁时代的软席车厢的时候，我们感到糊涂了。车窗上贴着纸，看不到外边，可是在车上给我们吃的都是白面包，还有护士走来走去，问我们有没有生病的人，这是我们这些自暴自弃的人所完全没有想到的。

    走进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大门，被关进十几个人一间的牢房，听见门锁咋嚎一声响时，我们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了。同室的人当中，大部分不认识，各自在床上休息了一会儿，就到了开晚饭时间。晚饭吃的虽然是高粱米饭，可是，原来在苏联长期装不满的肚子，这回是第一次吃饱了。看守第一次问我们“饭够不够”时，我们都惊讶地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有几个人满腹疑虑地举起手说“不够”。看守数完人数以后，报告上去，过了不一会儿，便把新做好的饭送进了牢房，给那些举手的人吃。这又使我们大吃一惊。

    每天因为无事可做，就蒙头睡觉，看守一来就叫我们“起来！”如果有人得病发烧，即使是半夜，护士也来送水送药。重病人，还送到外面的医院去住院治疗。虽然如此对待我们，我们却仍心存疑虑地想，是不是先麻痹我们，然后找个理由再砍我们的脑袋？

    夏去秋来之际，朝鲜战争形势起了变化，美军从仁川登陆后，朝鲜军队被迫后退，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号召下，投身于朝鲜战场。当时，由于担心美军空袭抚顺，而把抚顺战犯管理所北迁到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和呼兰县城。我到了呼兰。

    第二年春天，中国人民志愿军把美军打回了三八线，战争局势稳定下来，我们这些战犯，又被送回抚顺。当时，我们当中有些人曾经在心里盼望美军能打过鸭绿江来解救我们，现在，他们的心凉了半截。有些事情，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那就是人民中国对我们这些战犯所采取的方针是“虽然这些人被称之为战犯，可他们也是人。因为是人就要尊重他们的人格。对他们的罪行要憎恨，而不要憎恨他们个人”。正是由于受到了这种人道主义的对待，我们这些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行的战犯，才产生了反省自责的心理。同时，以战犯管理所所长为首的全体工作人员，对我们这些残酷地杀害了他们的亲人和同胞的罪犯，都是尽量抑制主观上的愤怒和痛苦的感情，按照国家规定的政策而对待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