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使我们深受感动，心里真是悔恨交加。

    从另一方面说来，我们确实是犯下了作为人类而不能容许的罪行。可是，我们是奉命干的这些事情啊？这种企图推卸责任的思想，是我们低头认罪的最大的障碍。解决这个问题，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的。

    1953年1月，我在哈尔滨参加第一次“认罪学习班”的过程中，由于我抵触情绪严重、妨碍别人学习而被送到地下室的单人牢房中。在这间长期不用的昏暗的牢房里，潮湿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我端坐在房间里，眼睛渐渐地习惯了屋里的昏暗，便发现墙壁上有一些用手指甲划出来的字迹。仔细看时，依稀可辨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东洋鬼子”、“坚决斗争”、“用鲜血和生命”等等血迹斑斑的口号。这是八年前在这里关押过的反满抗日的爱国英雄们留下的血书。他们当中，有的被拉出去枪杀，有的被送到731部队当成活体细菌实验的材料……看到这些怀有深仇大恨的字句，我感到整个脊梁骨都发凉了。

    从这时开始，我才逐渐认识到，在此之前，我还是站在杀人者的立场上看问题，所以，对自己过去犯下的罪行认识不足。我说什么，杀害俘虏那是我奉命干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等等，那都是不负责任的辩解。如果从被害者的立场上看，无论按自己意志杀人还是按照别人命令杀人，杀了人就是犯下滔天罪行，就是不能饶恕的。难道奉命杀人就无罪了吗！我认识到：首先，必须承认自己杀了人，犯了杀人罪。在此基础上，再来追究命令者的罪责。

    这次的认罪学习班，是2月末结束的。我也回到集体牢房。不久，由于腰疼和结核性发烧，我住进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去治疗。这家医院过去是关东军陆军医院。经过精心细致的检查，我被诊断为腰椎骨结核病。为了治疗，医生要求绝对卧床，并用石膏固定了腰椎骨。前三天，腰椎疼得厉害，体温连续高达40℃，要靠注射安眠药才能睡着觉。这时，我突然想到，那些被我们用军刀杀死的中国人，临死前所遭受的痛苦，比这不知高多少倍呢！想到这里，我进一步意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性。

    我在病床上躺了两周后的一天早晨，忽然觉得身上不发烧了，也不疼了，就像做了一场恶梦才醒似的。事后得知，每天给我打的针，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十分贵重的链霉素。可以说，这次住院不仅治好了我身体的疾病，也治好了我的思想病。

    在我住院的过程中，从1954年春到1955年夏，管理所派来的工作人员，把过去在同一个部队呆过的战犯召集到一起，对自己过去所犯下的罪行坦白交待，并进行自我批判，然后，再进行互帮互学，开展了一场深刻的认罪学习运动。当时，由于对自己的罪行认识得愈来愈深刻，我们连饭都吃不下，连水都喝不进了。有人难过得甚至想自杀。后来，由于大家都从被害者的立场出发，进行坦白交待和互相帮助，吐出了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肮脏东西，使我们的心灵恢复了健康。

    1955年12月，当我离开医院回到牢房的时候，看到大家的精神、表情都与过去不同了。这使我意识到，一度丧失了的人性，又回到了自己的身上，我又从魔鬼变成了人。

    1956年春，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1062名日本战犯，只有45名被起诉，接受审判；其余的人，全部免予起诉，当年先后分三批释放回国。接受审判的人，也没有一个被判死刑，判了徒刑的，如果表现得好还可以提前释放。到1964年4月，全部战犯都已释放回国。

    从中国释放回国的战犯们，都发誓决不再次犯罪。为此，大家决心组织一个团结互助的团体，便于1956年回国后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联络会章程的第二条规定：“本会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