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种情景以后，四个中国人的脸色变了。他们纷纷说道：“我是个农民，放了我吧！”“我不是八路军，别杀我！”其中，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他看着我的眼睛说道：“我家里只剩下妈妈一个人啦！她正等着我回去呢，放我回家吧 ”

    说着说着，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这位少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对日本兵的良心存有奢望，不断地哭诉着。“我家里只剩下妈妈一个人啦！她正等着我回去呢”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使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然而，我又满足不了少年的愿望，即使搭上一条命我也救不了他啊。我的心里扑通扑通跳得很厉害。这时，在我的心里，就形成了“战争是不人道的产物”这样一个概念。不一会儿，这四个中国人就被绑到四根木桩上了。

    午后的检阅开始了。营长热田胜利大尉骑着马，趾高气扬地来到了现场。

    我作为教育股的助手，把新兵带到离那四个“活靶子”大约100米的洼地里，向他门介绍“敌情”说：“前面的几个人都是敌人，必须杀死他们！”然后，我向四列纵队排头的四个人下了命令：“出发！”

    四名新兵飞快地爬上坡去，这时教官池田准尉喊了一声：“冲锋！”半疯狂状态的新兵端着刺刀向前冲去，有一个摔倒了，有一个人跑到“活靶子”面前就停下了，另两个人也不知怎么办好了。“混蛋！那是敌人！刺杀！”听到教官的怒骂声，新兵们好像清醒了似的，瞪大了眼睛，向前方刺杀了。可是，刀尖不是向上就是向下，不是向左就是向右，总是刺不到要害部位。“好啦！”听到这声命令后，他们才停止刺杀。

    第二排的四个人出发了，情形也和第一排一样。如此这般，刺杀活人的检阅，终于结束了。这时，夏天大地上的落日变成了血红的颜色，同时照耀到不停地叫喊、呻吟的中国人和脸色发青的日本新兵的身上。又过了一会儿，那几个中国人被刺得混身上下鲜血淋漓，失去了生命，而那些日本新兵都是面色苍白，失去了血色，低垂着头，一言不发。

    当天晚上，连里为新兵举行宴会，老兵们说：“这回，你们也成了一名真正的士兵了，祝贺你们！”可是，新兵们一个个都是目光呆滞、表情阴郁、深陷于痛苦之中，直到最后，也没露出一丝笑意。

    在中国被关押的第五个春天，抚顺战犯管理所里掀起了“认罪运动”。所有的人都但白了自己在侵略战争中犯下的全部罪行，在中国人民面前表示深刻的谢罪。

    我曾经受过大学教育，还自认为是一个“进步分子”，所以，我说过“我对当时的战争政策是持批判态度的，我也对日本军队的兽行而感到愤怒”，我还说“战争与战争罪恶的责任完全在天皇以及那些追随天皇的发号施令者”等等。说这些话，实际上是想完全逃脱自己的战争罪责。通过战犯管理所的学习，我才逐渐地认识到，不正是我本人带着刀枪侵入别人的国家干尽了坏事吗？我本人不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侵略者吗！

    1956年9月，作为战犯的我，被免予起诉遣返回国了。一想到被我杀害的中国人再也不能复活了，我就感到自己的罪责是终身的，是无法解脱的。我应当以被害者的愿望为己愿，就是说，要消灭不正当的战争，要争取世界的永久和平。我们应当以被害者的心比自己的心，决不允许日本再次走上侵略战争的道路。

    今天的日本，不仅公然使军事预算超过了国民经济总预算的1％，还开始巧妙地走上军国主义化的道路。天皇被美化了，旧国歌还在高唱，旧国旗还在高高飘扬。我们这些战犯，实际上都是当年“天皇制”国家的受害者，我们决不允许日本再回到旧国家体制上去。我们日本国民，必须严肃地批判天皇制，批判昭和时期的“战争道路”。一定要明确天皇应负的战争责任，也要明确日本国民应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