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45年4月的事情。当时，我所属的日军117师野战医院驻扎在因煤矿而著名的河南省焦作镇。

    从一个月以前开始，我们周围各部队的主力都调到老河口去作战，我们医院也抽调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兵员。

    另外，据报道，冲绳的战局已进入决定性阶段。各方面不断传来消息说，“老河口战役”之后，我们师就要转移。

    医院里只剩下以院长为首、包括我在内的五名军医，几乎没有新患者入院，整个医院鸦雀无声，笼罩着一片沉闷而不安的气氛。

    我们不分黑天白日地泡在“军官俱乐部”里，用酒和女人来麻痹神经、寻欢作乐。在这样的令人焦躁不安的环境中，我总想寻求更强烈的刺激。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天医院院长、少校军医丹保司平突然把我找去，对我说：“明天我打算搞一次军医教育课。你去年十月在郑州亲自参加过第12军司令部搞的军医教育课，有经验了。这回，按照那次的办法去做就行。宪兵分遣队他们那里要处死一个人，可以把这个人送给我们医院，我们拿他做什么实验都行。这是个好机会，我想让军医们上一堂练习手术的教育课。到战场上来的军医，不管原来是学内科的还是学外科的，对于急救手术、盲肠手术等等，都必须随时随地能够完成啊。……”

    院长这些话，正中我的下怀，我马上答道：“明白了！”自从上战场以来，早就听人讲过“活体解剖”的事，我多么想做一次啊！可是去年在郑州，只是在一旁看别人做，自己没机会做，心里觉得实在遗憾。

    我回到医务室，马上制订出一个实施计划，提交给院长。然后，当天就进行准备，我还特地嘱咐内科中尉军医新田和少尉军医高岩看一看手术书和解剖学，并认真研究一下。

    第二天午后，门岗报告我说，有一个宪兵带来一个中国人。我马上命令外科的见习士官水谷把他们带到手术室去。我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推开手术室的门走进去。屋子里有一个身穿中国式衣服的宪兵，看来和水谷认识，两个人正谈着什么。我对他们说了一句“辛苦了”，算是打了招呼。再一看，宪兵手里握着一根很结实的绳子。绳子另一头拴着一个双手被绑到身后的穿着黑衣服、看起来很健康的中国人，这个中国人正靠墙根站在那里。

    这个中国人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淳朴的农民。为了不引起他的注意，我愉偷地看了看他的侧脸。他的圆脸上嵌着的一双清澈的眼睛正注视着玻璃窗外。我仔细一看，他眼圈发黑，显得很憔悴，但神情却很平静。

    我突然想道，这个人大概还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被杀头。于是，我也恢复了平静。我让人搬来一把椅子，催宪兵坐下，宪兵这时好像认为这个人已经不能逃走，便解下捕绳，让他也坐到旁边的椅子上。宪兵把右手插进裤子口袋里去，谁都明白，他手里正握着一支手枪。

    为了缓和一下这紧张的气氛。我从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递给水谷和宪兵各一支，又划着火柴给他们点烟，示意他们安下心来。

    不一会儿，新田军医和高岩军医走进了手术室。紧跟着，卫生军曹森下和几名卫生兵也走进来。最后走进来的是塌梁鼻子下面留着白色小胡子的医院院长，院长一走进来，马上问道：“野田中尉，准备就绪了吗？”

    我把香烟一扔，向水谷使了个眼色，让他去准备全身麻醉，然后又努力用柔和的语调对旁边的宪兵说道：“我不会说中国话，你跟他说一说、让他明白我们的意思。”

    屋子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我接着对那个中国人说了一句：“给你检查检查身体，躺到丰术台上来吧！”说完，我走了几步。来到手术台旁边，轻轻用手拍拍台面，作了一个手势。

    那个人看来没听明白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