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尔滨东南郊的拉滨线上有一个平房火车站。

    平房南面的大片耕地上，修起了一群使人看到外表就觉得阴森可怕的黑紫色高大建筑物。

    建筑物四周，筑起了高墙，把它们同外部严密地隔绝开来，在墙外还特别安装了一道铁丝网。从火车里看到这些建筑物，人们首先感到惊奇的就是，这里耸立着一根根与环境很不谐调的极高大的烟囱。这就是对外以“防疫给水部”为名称的细菌研究所——日军石井部队。

    这里是一个军事特区，同军事要塞一样，没有关东军司令官的许可，是任何人都禁止涉足的禁地。日军在战败的时候，惟恐暴露其秘密，竟用炸药把这里夷为平地。

    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拒绝在禁止使用细菌与毒气的国际条约上签字。他们认为，细菌与毒气是最廉价、最有效的杀戮手段，很早以前就着手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准备细菌攻击战。与此同时，又在“奉天医科大学”建立了以中国人为实验材料的实验基地。指导这一阴谋活动的，就是人类公敌——石井四郎。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天皇为大规模准备细菌攻击战，下令设立七三一部队，即石井部队。一头负了伤的野兽在最后挣扎时，往往表现出空前的残暴与野蛮。

    1942年1月，在去平房视察细菌实验情况之前，石井四郎曾对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及该司令部第三科长吉房虎雄（即本文作者——译者注）说了这样一番话：“细菌攻击战的第一个特征是其效力之伟大。钢铁制成的炮弹、炸弹只能杀伤周围一定范围内的人，受伤者很快就能治愈，可以再度参加战斗。而细菌战，不仅其效用能够人传人、村传村地不断扩大，而且其毒害可以深入人体内部，其死亡率比炮弹、炸弹要高得多。还有，一旦受伤以后，想治愈是很困难的，很难期望这些人再度投入战斗。”

    这是多么狰狞的一副嗜血成性的饿鬼的嘴脸哪！他接着又说：“细菌攻击战的第二个特征是，对于缺乏钢铁之日本，这是最合适的，所需经费最低的战争方式。当然，许多问题还有待研究，但是，实验材料不足，是绝对不行的！”

    吉房听了这番话，当然佩服得五体投地，连连称是。他认为，参加细菌战争的准备工作，是宪兵在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的重要时刻应当完成的重任之一。

    原守司令官在踏上归途的汽车中问吉房道：“怎么样？大开了眼界吧！”

    吉房答道：“是的，这太重要了。我一回去，一定马上下令，加强同石井部队的协作！”

    吉房说完，原守说：“好，就这样决定了！”他当场就下令了。

    对于完全丧失了人性与良心的日本宪兵说来，什么人道主义，什么国际法，都是无关痛痒的。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声称要对中国东北实行“严厉惩处”，公然授权各地部队可自行决定任意屠杀中国人民。但是由于中国抗日战士们的坚持不断的斗争，1937年，日军不得不在表面上宣布停止“严厉惩处”。

    此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军医石井四郎、参谋山冈道武及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田中静一、警务部长梶荣次郎、部员松浦克己等人之间秘密地制订了取代这一“严厉惩处”的新的屠杀中国人民的计划。那就是，要把中国人当成培养细菌的活体材料。

    1937年末，关东军司令部发布了《关于特别转移处理的规定》这一秘密命令。所谓“特别转移处理”，就是，由宪兵队及伪满洲国警察非法逮捕中国人，只要认定谁是“重罪犯”，便可以不经过审判便由宪兵队转移给石井部队，拿他们充当细菌实验材料而折磨致死。

    1941年8月，新上任的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第三科长吉房中校，为了克服晋级大佐路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