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拼命地“干出成绩”来。他决心以这次参观石井部队为向上爬的好机会，尽力增加“特别转移处理”的成绩。于是，他以“国境防谍”为借口，下令强化无线电侦察，不仅鼓励各宪兵队这样做，还颁发奖金和奖状，要求下面以各种手段来增加“特别转移处理”的数字。

    对于吉房的命令，下属的宪兵队长们就像觅食的豹子一样盯住了这一诱饵。宪兵们也都红了眼。他们纷纷“立功”，以此取得“奖状”与“奖金”，得到“晋级”与“荣升”。

    1941年，鸡西宪兵队长堀口正雄和半截河分遣队长津田准尉，为了自己升官晋级，便捏造了一个探听机密的罪名，强加在国境附近的三名善良的普通中国人身上，将他们捉去做“特别转移处理”。

    1943年，奉天宪兵队特高科长小林喜一以刺探日军情况为借口逮捕了两名爱国者，对他们进行“策反”不成，便送去做“特别转移处理”。

    1944年，牡丹江宪兵队长平木武根据汉奸们的谣言，把部下今别府少校逮捕了，说他是中共的情报人员，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残酷拷问，使他受伤致残，连路都不能走了，最后又把他送去做“特别转移处理”。

    1940年，佳木斯宪兵队长秸武夫中校，想为自己搭好向上爬的阶梯，以便比别人更早地晋升为大校，便苦思冥想地打鬼主意，在长春当分队长时，曾对民间的宗教关系，特别是对“在家里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于是，他从这儿入手，捏造了一份包括相当多中国人的反满抗日黑名单。然后，他一举把这几十名和平居民都逮捕起来。各种拷问手段都用过了，可因为本来就没有任何根据，当然得不到所期望的结果。于是，他便按照心中早已制定好的计划，通过宪兵之手，把十多个人作为“特别转移处理”而送到石井部队去。这一所谓的“优秀成果”，不用说，为他后来当上宪兵队司令部的科长并晋升为大校奠定了基础。

    1944年8月，当了鸡宁宪兵队长的上坪铁一中校，日日夜夜想着未来的荣升。在当年11月初，他终于以刺探军情、进行反满抗日活动为借口，把住在平阳的善良农民张玉环女士及其父亲等15人逮捕起来。

    上坪催逼着部下，要求他们一定要抓出“东西”来。平阳分队长曾场中尉带着手下的30名宪兵，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既不让“犯人”吃饱饭，又不让“犯人”睡觉，夜以继日地进行凶残的拷打，可是，什么事实也没抓到。上坪耐不住性子，亲自来到平阳，直接指挥拷问。

    张女士被折磨的眼窝深陷，双颊瘦削，头发蓬乱，遍体鳞伤。可是，她只说了一句话：“我到苏联那边去了一趟，把中国农民处于绝境的痛苦告诉他们了，这有什么不对！”此外，就一言不发了。

    而她的老父亲，脸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已经完全脱相了。他毅然说道：“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为中国人的将来担忧，这有什么过错？你们有什么理由逮捕我？”他仍然目光炯炯，充满了自信。看到这些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好像燃烧着的烈火，上坪气得浑身发抖。他想，已经审问了一个月还一无所获，看来不能继续下去了。可是，如果把他们这样伤痕累累地放出去，那是根本不行的。何况，他早已把这“检举了15人的重大事件”向司令部作了报告。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件事变成自己的“成绩”。于是，他就把张女士及包括她父亲在内的身上伤痕最重的6个人作为“特别转移处理”送到石井部队去。

    就这样，各地的宪兵队不断地以“特别转移处理”为名，使用“送去几根圆木（马鲁太）”、“送去几件行李”等暗语，同哈尔滨宪兵队进行联络。被如此处理的爱国者，来到哈尔滨火车站，先被送到哈尔滨宪兵队，然后再送到哈尔滨特务机关，在那里的拘留所打个半死进行拷问，直到深夜才用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