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囚犯”面前表现得如此软弱、动摇，便用力敲着桌子，想要发火。

    可是，这时脑海里突然再现了楼下中国看守们的反感与憎恶的目光，便没有发火。我摸摸腰里的手枪，心里想，我是不会对敌人发慈悲的，我无论如何也要把那些“囚犯”杀掉！

    “那么，就让警察们去杀吧！”说完，我和吉良一起离开了所长室。

    我们急匆匆地来到南岗的警务厅特务科。特务科在警务厅最里面的大屋子，那里一片混乱，20多张桌子挤在一起，文件、表格扔得到处都是。屋子角落里，有一张接待客人用的桌子。特务股长望月警佐正和高野警佐挤在那里的沙发上。高野见我们进来，急忙站起身来迎接我们。

    他对我们说道：“特务科的年轻人，刚刚乘火车南下了。现在形势很紧张，已经有人身危险，所以把资金分开，决定转入地下活动。可是，真糟糕，我的亲戚望月患了伤寒病，动弹不了，我只好留下来。听说，还有最后一趟火车，我们才好歹赶到这里来等车。”

    在哈尔滨培养出来的特务警察中，身材魁梧的望月是个不知疲倦的人。他好像天生就是一个逮捕、屠杀中国人的警察材料。镇压中国人，他总是在第一线。现在他却瘦弱得不能动弹了。我马上就明白，“囚犯”是杀不成了，而且，望月和高野对我已经毫无用处。于是，我只说了一句“保重吧”，就离开了警务厅。

    吉良说，还是到日军宪兵队长那里去说说，让宪兵去杀吧。吉良同新任的哈尔滨宪兵队长儿玉一真大佐是一起从长春来时就认识的。儿玉还到宪兵队来讲过刑事诉讼法。宪兵队总部设在南岗，就在检察厅的后边。我们来到这里。

    儿玉对我们说道：“宪兵已奉命集合完毕。现在，我们不必动手，用这个就可以杀掉他们。”

    说完，他把一包氰化钾递了过来。然而，现在就是用药也杀不了啦！即使我能亲手把药带到监狱去，想要杀死监禁在那里的中国人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过去认为中国人是软弱无能的，现在，他们的力量已经增强了，他们会把我举起来的手钉到那里的。过去我认为很可靠的基础，现在早已大大地动摇了。不仅如此，现在，大和民族的团结与牺牲精神，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不管是谁，首先考虑到的都是自己的安全，不愿去管别人的事情。

    日军军官的家属，已经秘密地乘专车逃到安全地带。关东军对侨民已经见死不救。我就像飘浮在洪水的水面上摇晃着枝叶的一棵小树，为自己失去栖身之地而感到孤独、不安、焦躁。可是，我还不希望看到世界会发生大变化。

    犯过这些严重罪行的我，在哈尔滨战犯管理所的三年中，为自己的罪行而感到深深的内疚。

    日本军队占领了满洲，并且制造了一个“满洲国”。我从日本到中国来，充当“满洲国”的一名检察官，在这块土地上，杀害了抗日联军的志士及中国爱好和平的人民。

    现在，我被中国人抓住了。受过我们屠杀的人，反过来杀掉我们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没有任何怨言可说。日本战败前，我在监狱里杀害过中国的志士，战败后，我不是还企图把在押者全部杀掉吗？中国人民一定要向我讨还血债的！

    可是，自从被引渡回中国以后，每年都发给我们新衣服，每月都发给我们日用品、大米、肉、蔬菜等等，吃得饱饱的。还常常发给我们水果和点心。到了春节，特地给我们做日本风味的年糕饼。

    我们留在哈尔滨的只有200多人，就派给两位医生，3—4名护士，还有药剂师和化验员。他们采用新疗法给我们看病，毫不吝惜地给我们用药。

    我很注意观察管理所对待我们的态度。中国政府不但根本不想虐待我们，不想使我们痛苦，相反地，还让我们每天都能看报纸、看杂志、锻炼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