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还在运动场上举行了排球赛，这使得我们大家都增加了对打排球的兴趣。晚上，还有文娱活动，可以下围棋、打麻将等。

    医生申先生、崔先生和护士们对我们百般热心照顾。从他们那里，我们根本感觉不到对我们这些战犯有憎恶的情绪。我曾经用自己的双手直接地给许多中国人带来灾难。说不定他们当中就有被害者的亲属、朋友呢！我总想向他们赔罪，请他们宽恕。

    管理所的指导员曾经找我们进行个别谈话，问我们有些什么要求和愿望。我通过直接接触，通过指导员和医务室的医生们的言语和态度，感觉到他们是向我们伸出了打破民族界限的、毫无憎恶之意的温暖的手。

    我为过去的罪行而感到痛心，总想在这些人面前把我的一切罪恶坦白出来，请求他们原谅。可是。过了不久，我这些念头反而打消了。

    管理所所长曾经把我们大家集合起来，对他们说过：“你们如果能够承认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坦白这些罪行，抛弃帝国主义，就有希望向得到人民宽恕的道路上前进。只有这样，你们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管理所的所长还说，中国人民胜利了，胜利的中国人民是不搞报复的。

    真的会这样吗？我们现在不是还在受到严格的管制吗？卫兵们日日夜夜地在牢房外面和走廊里巡逻。锻炼身体也是在班长和哨兵的监视之下进行的。这难道不是预先就定好的处罚吗？这不就是报复吗？待遇虽然好，可是，本质没有变啊！在《东北日报》上，报道了日本人在抚顺郊区包围一个村庄并杀害了全体居民的事件，还报道了臭名昭著的平顶山事件以及其他残酷的事件。

    同时，报上还发表了许多中国人对日本帝国主义满怀仇恨与愤怒的来信来稿。这些事情，刺痛了我的心，我想，这些难道不是报复吗？我不相信所长的话了。我们对中国人民确实是犯了罪，因此，报复，也是理所当然的。

    正是这些想法，顽固地拖住了我的后腿，使我不能前进。在苏联的时候，我总想将来能回日本，所以，把自己的经历和罪恶都隐瞒了。可是，现在我回到了曾经当过5年检察官的中国。如果调查我的罪行，只要一翻当时的审判记录就行了。而且，许多人都认识我，特别是我曾经折磨过的那些中国人。我想隐瞒罪行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又想，在证据没被抓住之前，我不必交代。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处理我的理由。

    1953年10月，我们再次回到了抚顺。

    在前一阶段，对于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罪恶，我开始有了一定的认识。而且，我认识到应当抛弃那种帝国主义思想。过去，我走错了路，今后，我决心走上人民的道路。在牢房里，我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我认为自己的思想改造是容易的。我常说，“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说话 ”如何如何。可是，我自己的内心深处又是怎样想的呢？这里还是有问题的。我的真实思想是，我的罪行一旦暴露，肯定得判死刑。

    有一次，我请求指导员跟我面谈，请他帮助我。指导员说，谈谈看吧。

    我说要把自己做过的事情全部讲出来。指导员说，那是很困难的，不是简单的事情，你怎么想就怎么说吧。于是，我就把过去当地方检察官时处理过的一些普通刑事案件，经济案件和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一件一件摆了出来。指导员只是默默地听着。然后，他说让我再想一想，有没有“思想案件”。

    过了几天，我又把在高级检察院处理的几个小案件说了出来。

    指导员说：“还有啊！你的帝国主义者的思想还没扔掉啊！”

    我就反复地说：“我想不起来了”在我面前好像有一座高山，我总想绕过去，可这样一来，反倒从树丛里引出蛇来了然而，事态发展到这里并没有完结。

    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