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站起身来，带着自信的表情，冷静而又干脆地说：“你杀过中国人！”

    我愕然了。指导员从正面看着我的脸。我很狼狈，但又不肯认输。我站起身，然后又坐下，迎着指导员的目光，故作镇静地说：“我一个中国人也没杀过！”

    我这是公然反抗指导员。而指导员只说了一句：“回去吧！”

    我回到牢房以后，又陷入了沉思。否认——处理——死刑；暴露罪行——处理——死刑。这两个公式在我脑海中转来转去，不管怎么样，反正也是死刑了！我知道，想要否认到底，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不讲出一点“思想案件”来，那是过不了关的。于是，我就把离开哈尔滨到巴彦去调查巴木东事件的事情说了一遍。

    巴木东事件是指由抗日联军第三军领导，在北满的巴彦、木兰、东兴一带组织了救国会武装组织的中国人被检举出来的事件。我想，我是受高等检察厅的命令而去参加调查的，我没什么大责任。

    指导员听完说道：“你的态度稍微好了一点，可是，还有嘛！”他说我像牙膏一样，一点一点往外挤，既想吐出来，又想往回收，总想避开问题的实质。

    我全神贯注地听着指导员说的每一字、每一句话，想从他的话里听出他究竟掌握了多少证据。我是在和指导员较量。

    指导员说：“你把以前的职业经验用来对付我，这可不对呀！”

    他的话正中了我的要害。可我还是说：“除此之外，我没干什么了，想不起来了。你们可以去查审判记录嘛！”

    这时，指导员终于说出来了：“在日本战败的时候，你在监狱里杀过中国人！”

    我吓了一跳！指导员说的，是哪一座监狱呢？是道里监狱，还是香坊监狱呢？我在战败的当时，曾经到道里监狱去过两次。第二次去，并没有杀人。即使这样，话也不太好说。可是，这一事实不说是不行了。中国看守都看到了的。我便说，在战败之后，我曾到道里刑务所去了一次，曾经命令刑务所所长把在押的死囚全部杀掉，但，后来并没有杀呀！

    指导员紧紧地盯着我说道：“不？战败之前你去过！”

    果然问到孙国栋的事情了！到底问到了！我在恐怖与思想混乱当中，想到：万事休矣！可是，过一会儿，我又冷静下来，还想装相。我心里说：不能认输！孙国栋是抗联第三军里有重要地位的共产党员。正因此，我迄今为止才千方百计地隐瞒这一事实。如果我说出来，就没命了。

    于是，我坚决地说：“战败之前，我没到监狱里去过。当然，就没有杀人的事了！”我很顽固，不管他怎么问，总是说“不知道”、“不记得了”。

    指导员终于又进了一步：“你知道孙国栋吧？”

    我想：这下子可完了！于是，孙国栋的充满憎恨与愤怒的目光，他在审判庭上一字也不肯说的态度，作为物证而摆在那里的手枪、长枪、军刀，在刑场上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孙国栋的形像 又在我的脑海中重现了。我一定要把这些事情都隐瞒下来，可是，越想隐瞒，孙国栋的音容笑貌就愈清楚地在我脑海中出现。不一会儿，想起他在刑场上被勒死时的面孔，竟使我自己的脸色变得铁青不知为什么，我又大声他说了一句“不知道！”这是想从死亡的恐怖中逃脱出去而发出呼救一般的绝望叫声。

    “抗联第三路军于天放队长的副官，1944年在绥化县被逮捕的孙国栋”指导员一直盯着我的脸这样说道。

    我又像条件反射似地说“不知道”，还摇摇头。我是想：反正没命了，还是咬住吧！咬不住，就得死了！

    我现在就像已经抬起右脚即将踏入深渊似的。我是想把抬起的脚再收回来，可是一股很大的力量把我往深渊里推。我用左脚拼命地坚持着。这时，我的头上又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