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oc”，“bellyfeel”，“thinkpol”，以及其它无数的词，音节都只有两、三个，首末的音节同样重读。使用这些词有助于养成急促简练的说话风格，顿挫有力而又单调乏味，而这正是党所希望的。党的意图正是要使得言谈、尤其是意识形态并非中性的问题上的谈话尽可能脱离人的意识。日常生活中有时无疑需要思索之后再发言，但党员响应号召对政治或伦理问题的表态，就应当能够脱口说出正确的意见，犹如机枪发射子弹一样全然是自动地进行。他受到的训练使他能够适应这种要求，语言本身又给了他几乎万无一失的工具，而词的构成，再辅之以急促、不堪入耳的发音，——这与英社精神是相吻合的，——更有利他的发挥了。

    另一点也有很大的帮助，那就是供选择的词语非常之有限。相比我们所用的词汇，新话的词汇量很少，而且还不断地发明新方法减少词汇。事实上，新话的与众不同之处正在于它的词汇每年不是递增，而是递减。每减少一次，它的成果就增加一分，因为选择余地越少，思想的诱惑越小。最终党所希望的是，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只有喉咙在发声，而没有更高等的神经中枢的参与。新话中有一个词“duckspeak”就很直率地表明了党的这种用意，它的意思是“像鸭子一样嘎嘎叫”。“duckspeak”与其它许多B类词一样，含义也是模糊的：倘若嘎嘎叫出的都是正统的观点，这个词就只是表示赞扬；像《泰晤士报》用“doubleplusgood duckspeaker”来称呼党的某位演说家的时候，那就是在高度地、热烈地恭维。

    C类词。

    C类词只是其它两类词的补充，里面全是科技术语，类似于今天我们使用的术语，词根也相同，不过仍与平时一样，很小心翼翼地对它们做了严格的限定，删除那些不愉快的含义。它的语法规则与A、B两类词完全相同。C类词几乎都是不见于日常的谈话或者政治的演说的。一个科技工作者，在为他的专业提供的目录上，就可以发现他需要的全部词汇；而对其它领域的词汇，他就几乎一无所知。只有极少的词才是各个领域共同的，我们也找不到什么词汇能够无视科学的具体分支，把科学的功能表述为一种思想习惯，或者一种思考方式，事实上表示“科学”的词都是没有的，它可能具有的全部含义现在都由“英社”一词整个包含了。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要用新话来表达异端的思想，几乎毫无可能，除非只是在一种很低的水平上。要说一些很拙劣的异端思想，说一些谩骂亵渎的话，自然也是可能的，例如可以说“老大哥不好”。但在一只正统的耳朵听来，这说的不过是一种不证自明的谬误；由于找不到必需的词汇，它也无法用理性的论证来为自己辩护。反对英社的思想只能是一些含糊的、非语言状态的东西，而且只能用一些很笼统的词汇加以命名：这些词汇堆放在一起，对异端思想只做总体的鞭挞而从来没有明确的说明。实际上一个人要抱了非正统的目的使用新话，那只有秘密地把它的词汇转而翻译成老话。例如，新话中可以说“人人都是平等的”，但这与老话中说“人人都是红头发的”没有什么区别。它没有语法错误，但它表示人人都有同样的身高，同样的体重和力气，显而易见是一个错句。政治平等的概念已经消失，这一种衍生的平等含义已经从“平等”这个词中删除了。在一九八四年，由于老话仍是一种正常的交流工具，使用新话的时候存在一个理论的危险，那就是人们可能联想到词的原始含义。但实践当中，一个精于双重思想的人是不难克服这一点的，而再过两三代人，这种可能性就彻底消除了。一个伴随着新话长大、始终只是使用新话的人，不会知道“平等”一词曾经有过“政治平等”这一种衍生的含义，也不会知道“自由”曾经有“思想自由”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