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以外，其它民族崇拜的都是“伪神”。他无须知道这些“伪神”叫什么名称。或许他知道得越少，越有助于他的正统。他知道耶和华和耶和华的戒律，由此又知道其它名字、其它属性的神都是“伪神”。党员的情况与之近似。他们知道什么行为正确，也含糊笼统地知道有哪些行为背离了正道。比如，他的性生活受到两个词的管制，“sexcrime”（“性犯罪”）和“goodsex”（“性正常”）。性犯罪包括所有性方面的不良行为，乱伦、通奸、同性恋以及其它性变态都是性犯罪，而且，正常的性行为，如果它是以性生活本身为目的，也属于性犯罪。没有必要把它们分开列举，因为它们都同样是犯罪，按原则都要处以死刑。对于C类词，它都是科学技术的词汇，也许还需要给某些不检点的行为规定专门的名称，但普通公民并不需要。一个普通公民知道什么是“性正常”，它就是夫妻之间为了生育进行的性交，而且女方是没有快感的；别的就都是“性犯罪”。在新话中，人们对异端思想的了解，除了知道它是异端以外，就不能再进一步了，因为根本就没有更进一步的词汇。

    B类词在意识形态上都不是中立的，大量存在的是一些委婉的说法，比如“幸福院”其实是指强劳营，“和平部”实际是战争部，字面的意思和实际的所指几乎正好相对。另有一些词则表现了对大洋国社会真实本质的一种坦率而蔑视的看法，比如，“prolefeed”指的是党施舍给群众的那种廉价娱乐和虚假消息。还有一些词具有双重的色彩，如果形容党就表示肯定，形容敌人就表示否定。此外还有大量的词，它们初看起来只是一些缩略语，它的意识形态色彩不是来自它的含义，而是来自结构。

    凡是有可能，任何政治上略有影响、或可能有影响的事物都放到了B类词里。一切组织、团体、学说、国家、机构、公共建筑，它们的名字总要经过删削，以一种常见的形式出现，也就是音节要尽可能少，要便于发音，同时又保留词的最初来源。比如真理部下属的记录总局，也就是温斯顿•史密斯工作的地方，就叫“记总”，总局叫“说总”，电讯总局叫“电总”，诸如此类。这不只是为了节省时间。早在世纪之初，政治语言的一个特点就是使用经过压缩的词和词组；而且已经发现，使用这种缩略语的现象最显著的是在极权主义的国家和组织，像“纳粹”、“盖世太保”、“共产国际”这些词就是例子。这种做法一开始只是本能，但新话却是有意识地加以运用。人们发现一个名字像这么缩减以后，附着在上面的许多联想就都消失了，它的含义因而受到限制，并且有了微妙的变化。比如像“共产主义者的国际性组织”，让人联想到的是一幅由人类友爱、红旗、街垒、卡尔•马克思和巴黎公社组成的画面，而“共产国际”暗示人们的却是一个严密的组织、一种明确的教义，指代的像是某种椅子、桌子一样容易辨认、用途有限的东西。一个人说“共产国际”的时候几乎可以不用思考，而碰到“共产主义者的国际性组织”，他必定免不了一丝踌躇。同样，像“Minitrue”这样的词激起的联想就比“Ministry of Truth”要少得多，可控制得多。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有可能，人们就喜欢用简称；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小心翼翼力求每个词都易于发音，简直到了不合时宜的程度。

    在新话里面，除了词义的准确以外，声音的悦耳最为重要，必要时语法的规则也要服从于它。这也合该如此，因为出于政治的考虑正要求有含义准确无误、发音短促清楚的词汇，使发言者能够吐字迅速，但心里几乎没有任何余响。B类词中，几乎个个相似，这使得它更加显出力量。这些词，比如“goodthink”，“Minipax”，“prolefeed”，“sex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