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独处之癖，以及使我更得以冷静地从各方面玩味和考察我周围的事物。

    生活的体验和创作冲动都有了，一切条件皆已具备，现在歌德要通过文字来倾吐自己的痛苦、感受和对使人窒息的社会的愤懑：

    与友人的妻子不幸的恋爱而导致的耶鲁撒冷之死，把我突然从梦中撼醒。我不只静观冥想，我与他共同的遭遇是什么，而且把现在恰好碰到的使我热情沸腾、焦灼不安的同样的事加以观察，因此，我禁不住把正要动笔来写的作品灌上炽烈的热情，以至诗的情景与实际的情景的差别丝毫不能分辨出来。

    于是，歌德闭门谢客，集中精力，奋笔疾书，不用写作提纲，只用四个星期的时间，《维特》就一气呵成。

    确如歌德所说，《维特》中的许多情节真假难辨，这样的例子随处都是，如同中一样，夏绿蒂在母亲去世后也担负起操持家务和照看弟妹的任务；歌德23岁生日（1772年8月28日）那天绿蒂和凯斯特纳送给他的礼物真是粉红色的蝴蝶结和荷马诗集，只是中把时间改成1771年；同中的情节相似，歌德在加本海姆确实认识一位长得相当标致的女人，并常常接济她的三个孩子；耶鲁撒冷自杀前也是假托外出旅行，让仆人向凯斯特纳借的手枪，如同中维特遣仆人向阿尔贝特借枪一样……歌德自己、夏绿蒂、凯斯特纳、耶鲁撒冷、玛克西米莉安娜等人都是中人物的原型，只是有时稍作改动而已，如以蓝眼睛的夏绿蒂为原型塑造出来的绿蒂换上了玛克西米莉安娜的乌黑的眸子，以玛克西米莉安娜为原型刻画的冯•B小姐则换了夏绿蒂的蓝眼睛。对于歌德把现实化为诗这一点，凯斯特纳也看得很清楚：

    在《维特》的上篇，维特就是歌德自己。在绿蒂和阿尔贝特身上，他借用了我们——我妻子和我的一些特点，但是作了一些改动；另外一些人物至少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为了下篇，为了给维特的死作铺垫，他在上篇中虚构了一些东西加了进去，比如说绿蒂既没有同歌德，也没有同任何人有过像里所描写的那种相当亲密的关系。由于许多次要情景太逼真、太熟悉了，人家必然会往我们身上去想，为此我们对他很恼火……此外，在维特身上有歌德自己的许多性格和思维方式。绿蒂的肖像总体上是我妻子的形象。阿尔贝特要是写得稍为热情一点就好了……下篇跟我们毫不相干。那里的维特是青年耶鲁撒冷，阿尔贝特是普法尔茨公使馆的秘书，绿蒂是这位秘书的夫人……中的人物对这三个人来说绝大部分是虚构的……耶鲁撒冷确实给我写过那张中提到的便条，出于礼貌，我未加考虑就把手枪借给了他……关于耶鲁撒冷的故事我觉得很奇怪，所以就尽可能加以详细了解，并设法记了下来，寄给了法兰克福的歌德；后来歌德在《维特》中用了这份材料，并随心所欲地加了些东西进去……歌德这样做绝非出于恶意；他对同我夫人和我的关系非常珍视……

    由此可见，歌德在塑造《维特》中的人物形象时，并没有照搬自己的生活经历，而是采取了典型化的手法，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觉得“诗”也是“真”，“真”也是“诗”。这正是歌德高明之处，他深谙艺术创作之道。生活的素材一旦演绎成，就包容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和审美情趣，并赋予了它时代的精神，作品也就比生活更高了。因此，《维特》不是歌德的自传，维特不等于歌德，也不等于歌德加耶鲁撒冷。维特、绿蒂等人物形象已经成为文学画廊中不朽的肖像了。

    二、《维特》：时代的产儿

    歌德生活的时代，在德国历史上是一个命运多舛的时代。《维特》产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前，当时欧洲的社会、文化、思想正面临着伟大的历史转折，封建社会的彻底崩溃已是无可挽回，资本主义时代正在微露晨曦。人们心情骚动，思潮翻腾。梅林曾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